佟麟阁之子：文革时家庭出身填“军阀”

对佟兵来说，自己的一生注定与他人不同——尽管父亲佟麟阁在他12岁时就已牺牲，但父亲对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尤其是在佟兵60岁之前，父亲的身份甚至主宰了他人生的悲欢离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90岁的佟兵又因为父亲而忙碌了起来，活动、采访一个接着一个。这让他欣慰，也让他难过，因为“每回忆一次，都是痛苦”。

曾经其乐融融的一家

我生于1925年，父亲其实叫佟凌阁，后来报纸上误写成佟麟阁，传开之后就一直沿用下来了。父亲本来在县衙做笔吏，20岁时因仰慕冯玉祥先生而投笔从戎，一直深受器重。1930年中原大战讨蒋失败，他随冯先生一起卸甲归田。

“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29军军长宋哲元先生邀请父亲出山，代理察哈尔省主席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在张家口时，父亲有一次带我们在山上骑马，遥望着东北慨叹说：“现在如果多几个岳飞这样的人，小日本哪敢这样猖狂？”

1933年5月，冯玉祥先生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父亲第一时间响应，成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吉鸿昌是第二军军长。两人合作收复了6个县，当时全国人民都非常振奋。但那个时候蒋介石、何应钦和抗日同盟军观点不一致，我父亲对蒋介石有点意见。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去张家口，见了我父亲，送给他一张放大的照片。父亲在照片后面写：“金銮殿上坐个猴，望之不似人君。”后来蒋介石派了几个军把抗日同盟军围起来，要求必须解散，不解散就消灭。冯先生没有办法，就解散了抗日同盟军。父亲觉得报国无门，一气之下就辞职了，回北平香山居住。

1935年华北事变（指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后，在北平成立了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先生想培养一些年轻军官，巩固29军的实力，打算组织一个军事训练团，于是派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名这几个师长去香山请父亲出山。父亲觉得自己报国的时机到了，于是决定出山，但声明绝不在冀察政务委员会任职。宋先生任命父亲为29军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团长，兼大学生军训班主任，驻南苑29军军部，主持全军事务。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条件很好，住在东四十条40号，房子很大，两三个四合院，好几十间房子，还有一个大花园。我们家兄弟姐妹6个，大哥、大姐、二姐、三姐、我、小妹。我是最小的男孩，因此格外受疼爱，父亲之前到甘肃、张家口任职的时候，都把我带在身边，我们父子感情很深。

那时候还没几个人有车，但父亲有专车，每到礼拜六我们就在家里等着，汽车喇叭一响，就知道父亲回家了，大家跑出去迎接他，这个拿皮包那个拿帽子，其乐融融。父亲是个孝子，每次回来第一件事都是跟祖父母请安。我的父母感情也很好，印象里他们从来没有红过脸。结婚20周年的时候，父亲还给母亲打了一副金镯子，上面刻着：“瑞卿夫人，随我廿年。戎马颠簸，历尽艰危。含辛茹苦，风雨同舟。尊老育幼，克勤克俭。镌此数语，以志不忘。凌阁。”

“堪称模范军人”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内部对抗日有这样一种说法：“战而必败，和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后哀。”全国抗日热情这么高，不打肯定是不行的，老百姓会反对你；但打了，装备实在不行，肯定失败。所以当时宋（哲元）先生总想打打谈谈，希望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我父亲对这种观点坚决反对，认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卢沟桥事变”后，父亲在军事会议上慷慨陈词：“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他以军部名义向全军官兵发布命令：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从那时开始，他就再没有回过家。

《北平时报》登载过一篇文章说：“佟副军长善治军。二十九军纪律严明，勇于作战。而于老百姓则秋毫不犯，佟将军训练之力也。当七七后，军士于烈日下守城，每一队前，置水一桶，用开水以止渴。商民感激欲泣，竞献西瓜，坚却不受。对老百姓恭而有礼，杀敌则勇猛无伦，堪称模范军人。”

当时南苑的军事实力其实特别弱，以军事训练为主。我父亲就跟宋先生说，必须把赵登禹的兵力调过来。赵登禹和父亲关系非常好，父亲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连里的战士，佟赵两家跟一家一样。赵登禹驻扎在河间，得到调令就带了两个团左右的兵力往北京南苑赶，半道上有一个团受到截击，带到南苑的仅有一团人。1937年7月27日下午赵登禹到达南苑，连夜和父亲商讨作战对策，但已经来不及了，第二天日军就发动了总攻。

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一个叫潘毓桂的做了汉奸，他非常了解29军，于是日军知道南苑的实力弱，就选了这里作突破口。7月28日早上4点，日军步兵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突然从东、南、西三面向南苑发起空中和地面进攻。集结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同时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北平方向退路。当时南苑守军有29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约2万人。通讯设备很快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部队各自为战。当时日军主要的攻击对象就是训练团，学生们奋勇抵抗，但他们才刚学会拿枪，没有经验，伤亡惨重。

战争开始没多久，我父亲的腿就受伤了，他的4个卫兵牺牲了3个，只剩下高弘锡。他们要父亲先撤回北平，但父亲坚决不走。他曾和战士们说过：“麟阁若不身先士卒行，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 一直顶到下午2点，1500名学生只剩600人。父亲决定撤退，和教育长两个人分拨带着学生往北平撤。撤退部队跨过凉水河，到达大红门与红寺之间的南顶路时，又与日军遭遇并发生激战。父亲只得率部再向北，进入时村，在这里遭到了日本人的伏击。后来我看到当地一个村民回忆，日本人就在他家房顶上架了两挺机关枪，截击29军后撤的部队。父亲带伤坚持指挥作战，最后被日军飞机扔炸弹炸伤头部，牺牲了。

侥幸活下来的卫兵高弘锡背着父亲的遗体在村里跑，实在跑不动了，看到一块种白薯的地搭着窝棚，就把父亲的遗体放在那儿，他在旁边守着。后来来了一个小流氓，看到父亲身上有一个金链子还有怀表，就想拿走，被高弘锡制止了。为安全起见，高弘锡把父亲身上值钱的东西——德国照相机、金链子、怀表，藏在自己怀里，跑到北平城里找到当时代理宋哲元管理军务的张自忠和冯治安，说佟军长牺牲了，你们赶紧想办法，无论如何得把遗体找回来。他们派了一个日文翻译，带着红十字会的汽车，还有十几个警卒，出城到时村找到我父亲的遗体，拉了回来。

看到父亲的遗体，母亲当场就晕过去了，我们几个孩子拿白酒给父亲擦了身体。当时的天多热啊，父亲的伤口都长蛆了（佟兵老人回忆至此，掩面哽咽）。家里有原本父亲给我祖父准备的寿衣、棺材，我们拿出来给父亲用上了。由于怕祖父母伤心过度，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他们父亲牺牲的事。

当时日军快进城了，我母亲很着急，怕被日本人发现把遗体毁了。我祖母信佛，经常去北新桥附近的柏林寺烧香，寺里的老方丈冒着杀头的风险，把父亲的遗体藏在寺院里，在一个大殿的跨院挖了个池子，把棺材放在里面，上面立个碑，不敢写真名，用了我祖母的姓，写着“胡某某”。老方丈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抗战胜利。

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7年7月29日白天把父亲的遗体接回来后，当天晚上，宋哲元和冯治安就离开北平撤往保定。当时国民党军官的家属都撤离了，仅留下我们家和赵登禹家没人管，赵将军也在7月28日对日作战时壮烈殉国。从那之后，我们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父亲牺牲后，东四十条的大院子不能住了。当时，我在汇文小学读书，校长知道这件事后，就收留我们在学校住。后来开学了，学校也不能住了，怎么办？我父亲有个法国朋友是大夫，他帮忙在一家法国医院包了几间病房给我们住。再后来，我们搬到史家胡同，我就转到了史家胡同小学。后来又搬过几次家，我也不断转学，从育英中学到大中中学再到汇文中学。

家里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卖掉几套老宅子，还有母亲给人织袜子赚点钱，生活很艰苦，经常吃不饱。我二姐那时已经嫁人了，她婆家条件还可以，帮了我们家很多。

我在汇文中学读了没多久，就因为打架退学了。当时学校里有一些东北满洲国来的学生，被称为“留学生”，他们知道了我父亲的身份，就欺负我。有一个叫赵光宇的同学看不下去，带头和他们打架，被开除了，我也因此退了学。当时我就想不上学了，抗日去，我母亲不同意，说我才十几岁，太小。于是我又去成达中学读了高三，1944年考入辅仁大学。

上大学后，我被日伪公安抓过一次。可能是因为自己说话不注意，被别人知道了父亲的身份，有同学就向公安举报说我搞抗日活动，他们关了我好几天，还打我。母亲四处托人找关系保我出来。张之洞的孙子张厚龙得知后，出面帮忙。找关系得花钱，家里没钱，母亲就把她珍藏的那对金镯子卖了一只。

放出来之后，我就跟母亲说，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在北平待着了，我要去重庆抗日。母亲拗不过我，只好答应了，她说那边有很多父亲的同事，肯定会帮助我。没想到走到河南商丘，交通断了，困在那里走不了。滞留没多久，就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了。听到那个消息，真是高兴得快要疯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人生三大悲三大喜

很快，我就收到了母亲的来信，让我赶紧回北平，政府要给父亲举行国葬。我从开封坐火车到了上海，再坐船回到北平。

1946年7月28日，在父亲牺牲整整9年后的这一天，国民政府给父亲举行了国葬和移灵。由李宗仁主祭，从北新桥柏林寺到香山兰涧沟，沿途设6处公祭点，民众自发摆设供桌、祭品。以往我们到柏林寺祭奠父亲，只是偷偷摆些点心、水果，哭都不敢哭，这次总算能痛痛快快哭一场了。第二天是赵登禹的移灵日，当时赵家已经没有人在北平了，我和姐姐替他们家打的幡。后来，在西城区选了两条路，分别命名为“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

可就是这么大的阵仗，我的祖父母还是全然不知情。他们问母亲：“日本投降了，我儿子怎么还不回来？”母亲就骗他们说父亲在外面有事回不来，还以父亲的名义写家书报平安。后来，祖父母慢慢地似乎明白了，也就不再问。两位老人都是在解放后去世的，到最后也没有挑明这件事。

我的人生中有三大悲三大喜，都是和父亲有关的。第一悲就是父亲的牺牲，好好的一个家庭瞬间破碎了。第一喜是日本投降。再一悲是抗战胜利后本以为国家能振兴了，却发现国民党那么腐败，非常失望。当时我考上了国民党海军军官，要送到英国受训，母亲坚决不许，说受训回来就要打内战，不行。再一喜是解放，尤其是抗美援朝胜利，心情非常振奋。可后来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悲，我原来填家庭出身都是“旧军官”，后来必须填“军阀”。上世纪60年代，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被派到南苑劳动，我一到那儿眼泪就下来了。父亲为了保家卫国牺牲在这里，如今儿子却被送来劳动，这是父亲的罪过还是我的罪过？我母亲在“文革”时被遣送回老家，最后因为生病看不了，于1968年7月去世了。最后一喜是“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老百姓逐渐富起来了。父亲的功绩也逐步得到了肯定，1979年，民政部追认他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2009年，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我的父亲确实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牺牲了自己，而且作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他的死也确实激发了国人的抗日热情。作为儿子，能看到他获得公正的评价，我感到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