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帆楼里，72岁的李鸿章在苦苦哀求

120年前的1895年，刚刚过完元宵节，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派大臣张荫恒等人赴日和谈。没想到，日方借口中方代表的授权书里没有写明“全权”二字，拒绝谈判，即使张荫恒说可以把新的授权书寄来也不行。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还看似随意地问使团随员伍廷芳：“清朝政府怎么不派恭亲王或是我的老朋友李鸿章来呢？”

伍廷芳随之反问：“如果李中堂奉命前来议和，贵国愿意订约吗？”伊藤博文答：“如果李中堂前来，我国自然乐意接待，但是还要有符合国际惯例的敕书，必须要有‘全权’二字。”

伊藤博文看似无心的“点名”，让清政府忙乱了起来。恭亲王是皇室贵族，自然不能去日本受战败议和之辱，于是，这个“屎盆子”就不偏不斜地扣在李鸿章的身上。

倒霉的“全权”大臣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由于大臣们的上奏和攻击，一手操办了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就因为平壤战役的初期失利被拔掉了三眼花翎，扒掉了黄马褂。从某种意义说，甲午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李鸿章都是戴罪之身。好不容易过完了苦涩的甲午年，1895年大年初一，李鸿章一改接受官员拜年的惯例，府门紧闭，不宴客，不见客。他当然不知道，他的老朋友伊藤博文，此时正坐在中日“国运相赌”的赌桌边，信心十足地等待他这个失意者入席。

“罪臣”李鸿章一下子成了清政府的救命稻草。为了让伊藤博文相信议和的诚意，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鸿章，于1895年2月13日赐他“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赏还黄马褂”，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办理跟日本议和事务。

旨意一下达，李鸿章的好友、英国人赫德就知道不妙：“此次和谈必定是沉重而不得人心的任务，和谈者不但会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骂，更会受到政府的公开谴责。”美国公使田贝也私下劝李鸿章：“千万别去蹚这番浑水！”

沉浮政坛多年的李鸿章并非不知道此行的凶险。只是，对于奉行儒家传统的他来说，自己的老命本来就是君王的。皇帝的命令和慈禧太后的旨意，他无从拒绝。这趟屈辱之行，已然成为他的宿命。

留给李鸿章的准备时间很有限，谈判资本更有限，何种妥协才能换来日本的停战呢？朝廷内部竟然拿不出统一意见。2月22日，李鸿章参加了御前会议，讨论对日和谈的具体问题，会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允许割地给日本。军机大臣奕劻认为，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割地问题，但他话锋一转，“比起国家的安危，特别是眼前的危机，割地倒是可以接受的事情”。翁同龢立即出声反对，“宁可多赔款，也不能割地”。李鸿章听到这里，连忙表态自己也坚决主张不割地。可他心里明白，想不割地就让日本人满意，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他提议：“割地不可行，议不成我就回来吧。”

讨论到这里，皮球踢给了光绪帝。割地必然留下千古骂名，光绪帝也担不起这份责任，他奏请慈禧太后决断。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明白利害所在，故意装病，躲入深宫，交代所有事情听从光绪的旨意。见慈禧一推六二五，光绪帝只得咬牙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

有了皇帝的决断，李鸿章接下来便频繁拜访美国、英国、俄国等国的驻华使节，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然而，这注定是一场与虎谋皮的生意。西方列强好不容易等来这个宰割中国的机会，怎会白白放过？他们表面上敷衍李鸿章，强调干涉中日外交的困难，背地里却争先跟日本人勾结，要求“利益均沾”，一起攫取更多权益。

等李鸿章在各国驻华公使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战争的形势更加恶化。辽南战场始终无法摆脱溃败局面，被清政府寄予“反败为胜”厚望的湘军，也抵挡不了日军的疯狂进攻。年轻的光绪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内那些“主战派”也明白了清朝政府的真正虚弱，他们暂时忘记了此前对李鸿章的大肆辱骂，一同沉浸在失败的痛苦中。这个烂摊子总要人来收拾。3月4日，光绪帝终于同意接受包括割地赔款在内的各项要求，授予李鸿章跟日本谈判议和“全权”。这个国无实力、外无援手的“头等全权大臣”就这样动身了。

“伤心之地”春帆楼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从天津出发，在海上颠簸了5天，19日到达日本小城马关（今下关）。20日下午，李鸿章在随从伍廷芳、长子李经方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一家有名的饭馆春帆楼。这个以烹饪河豚而著称的饭馆，就是伊藤博文选定的和谈地点。

伊藤博文在春帆楼热情地接待了自己的老朋友李鸿章。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在李鸿章看来，伊藤博文变化不大，是一个见多识广，好打交道的人。然而，作为中日双方的关键决策者，他和伊藤博文在东亚政治场上的地位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心里明白，伊藤博文之所以选在春帆楼谈判，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地方离伊藤的家乡很近，他能够借此光宗耀祖。

考虑到李鸿章年逾古稀，伊藤博文命人在李鸿章的座位旁边放了一个取暖的火盆。不过，谈判的气氛可不像火盆这般温暖，而是真刀真枪的较量。李鸿章率先开口，“按照国际惯例，双方正式谈判开始，两国的海陆军队应即行停战”。这也是清朝政府此次谈判的主要目的之一，希望让疲弱不堪的中国军队喘口气。伊藤博文听了，立即采取拖延战术，说：“这个建议可以明天再议。”

接着，李鸿章发表了长篇演说，主题是赞扬日本改革的成就，强调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利害攸关，为何不能发展传统友谊，共同进步，对抗西方列强，“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达成共同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

还没等李鸿章说完，伊藤博文就狮子大开口：停战可以，但前提是“中国应将山海关、天津、大沽三地交由日军占领，中国军队交出武器，而且这期间日本驻军的费用要由中国负担”。说完他颇为得意地看向李鸿章。这是他和幕僚经过一个晚上的苦思冥想得出的“高招”，目的是逼迫中国放弃停战要求。

一向冷静的李鸿章脱口而出：这个条件根本无法接受。他质问伊藤博文：这些军事要地日本军队根本没有到达，为什么竟然想凭借和谈占领呢？

就这样，仅仅围绕停战问题，第一天的谈判就陷入僵局。双方一直争论到下午4时20分，仍没有结果。最后，李鸿章表示要跟朝廷商议，才能给出答复。李鸿章将消息致电国内，朝廷也是意见不一，虽然光绪帝希望停战，可此种条件自是万万不能答应。慈禧太后继续装病，不发表意见。翁同龢等人毫无对策，军机大臣奕劻等人分别去找英、美、俄、德等国公使，请求主持公道。这些西方列强不但不帮忙，反而劝清政府不要提出停战要求。万般无奈之下，清政府只能告诉李鸿章，放弃停战要求。

伊藤博文十分高兴，下令出兵占领澎湖列岛。3月23日，日军登陆澎湖列岛，继续侵略战争。这一切使得和谈毫无作为空间。

谁也没想到，就在此时，历史突然给了李鸿章一个机会。

意外的行刺事件

3月24日下午，李鸿章结束了与伊藤博文的第三轮谈判，拖着疲惫的身子，乘坐轿子，从春帆楼返回在马关的住地接引寺。

此时，他的脑海中萦绕着与伊藤博文的一段对话。伊藤博文曾经劝他迅速改革中国内政，在这次和谈中，他以胜利者的姿态揶揄道：如今10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叹了一口气回答：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正当李鸿章陷入沉思之际，一名暴徒忽然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出，对着轿子开了一枪。这凶手名叫小山丰太郎，是个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和仇华思想影响的青年。他认为日本军队应该占领北京，政府不应该议和，李鸿章是他眼中继续对华战争的主要障碍。于是，他决定刺杀李鸿章，结束和谈。

李鸿章呢？等人们掀开轿帘的时候，发现李鸿章早已昏过去，满脸是血，随行的李经方见到父亲这个样子，差点也昏了过去。还是伍廷芳比较冷静，试探了一下李鸿章的鼻子，发现呼吸还正常，赶快把他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治疗。李鸿章真是命大！这颗子弹居然不偏不倚从他的左颊骨穿过，虽然枪伤面积较大，却没有伤及大脑，他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李鸿章遇刺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伊藤博文那里。他咬牙切齿痛骂小山丰太郎的愚蠢，因为行刺打乱了他所有部署。他一直对李鸿章这位老朋友摆出胜利者高高在上的姿态。现在，低下身段安抚李鸿章成为他最要紧的事。他先是派外相跑去探视李鸿章的病情，后来又亲自去了一趟。

对于日本官员的探视，李鸿章一概不搭理，一副命在旦夕的样子，连签字等事都要求儿子李经方代理。

无论出于私交还是为了谈判，伊藤博文都真的害怕李鸿章死在自己眼前。他赶紧求救于日本天皇，让明治天皇派特使探望李鸿章的病情，皇后甚至亲自为李鸿章制作了绷带。同时，日本立即审理此案，以谋杀未遂罪判处小山无期徒刑。

对李鸿章来说，只要死不了，行刺事件就是中方最好的喘息机会。他一面装作“病危”，一面让李经方通知国内赶快联系各国驻华公使，告诉他们日本刺杀使臣，破坏和谈，野心极大。

这一消息立即传遍世界，各国舆论一片哗然，欧美等国纷纷谴责日本，转而同情中国，表示不能坐视中日谈判不理。尤其是沙皇俄国，他们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最为激烈，此前一直以为日本志在中国台湾，于是懒得理睬李鸿章的外交求援。现在得知日本意欲独占在华利益，立即让驻华公使频繁出入清政府的总理衙门。

这一下子，伊藤博文担心了，日本最怕的就是中俄联手。考虑到李鸿章遇刺毕竟是自己理亏，伊藤博文决定放弃踞地为质的要求，实行无条件停战，但停战范围不包括台湾、澎湖。3月28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亲自到中国代表的住地接引寺，在李鸿章的病榻前呈上无条件停战照会，规定自即日起停战三个星期，但不包括台湾、澎湖。中方随员力争须全面停战，被陆奥宗光拒绝。30日，双方正式缔结了这份停战条约。

翻脸如翻书

抛开甲午战争的失败责任，也不论清政府此前的用人疑人，单就这次谈判本身而言，李鸿章的装病求救，以命相搏，要求停战，成为晚清疲弱的外交中罕见的漂亮一仗，颇有几分反败为胜的感觉。可惜的是，4月1日，李鸿章离开病榻，中日重启谈判，伊藤博文眼见危机过去，一面为李鸿章修了一条专通春帆楼的秘密小路以保安全，一面在谈判桌上翻脸如翻书。

4月2日，日方出示和约底稿，限3日内答复。内容包括要求中国割让“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赔款3亿两白银，以及增开通商口岸，允许日本人来华开厂等。面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李鸿章无法压抑自己的愤怒，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说道：“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4月15日，李鸿章跟伊藤博文进行最后一轮谈判。这一次，李鸿章真的连老脸都豁出去了。他苦苦哀求伊藤博文，包括军费减少5000万两、乃至2000万两也行。可是，伊藤博文已经从情报部门获得清政府给李鸿章的电报内容，知道无论什么条件，李鸿章都必须答应。面对一个身体极度虚弱、枪伤未愈的72岁老朋友的苦苦哀求，伊藤博文的冷酷与无耻丝毫没有改变。仅以占领台湾的日期为例，日本限定一个月内，李鸿章要求宽限时日。他对伊藤博文说，这已经是你们口中之物，又何必太急？可伊藤博文说，台湾虽是我口中之物，但未到肚中，难以解饥。

两天后，4月1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李经方等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5月8日，条约正式生效。《马关条约》的签订，彻底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也为中日两国结下了此后长达120年的恩怨纠葛。

底牌尽在他人之手的李鸿章，无奈地逃离了1895年的这场赌局，回国后抑郁不已，一直称病躲在天津；而伊藤博文却因此受到日本民众盛赞，成为日本全民族的英雄。

《马关条约》签订7年后，李鸿章的好友、文学家吴汝纶率领教育考察团到日本学习先进教育经验。在马关，他被日本人有意无意地引入春帆楼吃饭。饭店的老板娘听说中国文坛的著名人物来了，特别备好纸笔，希望吴汝纶留下墨宝。吴汝纶抬起头来，看见陪同他的日本人幸灾乐祸的表情，挥笔写下“伤心之地”四个大字，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饭店。此时，李鸿章已经去世。

如今两个甲子过去，春帆楼依旧在马关小城那弯弯曲曲的小道中开门迎客，生意兴隆，而伤心之人，岂独吴汝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