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训：清代断案决狱权旁落幕宾之手

通常认为，乾隆朝是清朝国运的顶峰，有着诸多盛世的特征：国力鼎盛、边疆一统、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昌盛……盛世笼罩下的地方州县，普遍存在着由州县官私人延请入府、支付佣金的人员，他们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无品秩、无编制，却拥有政务运行的必备之能，能够辅助州县官佐理公务，是州县官行使行政职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群人。这一群人被称作幕宾，俗称师爷。这些幕宾从事着诸如刑名、钱谷、挂号、书记等行业，其中有益吏治者，不乏其人，但借端营私者，亦复不少。乾隆五十三年，湖南永州知府王宸在《重刻佐治药言序》中指出，“夫吏非素谙律令，其不能不藉手于幕宾也……而入幕之宾，能视官事如己事者，十不得二三，往往视百姓之休戚，漠然无所系于其心”。说的就是刑名幕宾。刑名是吏治之重，是民命所系。俗语云：“衙门后宅一杯茶，白纸折扇手中拿。黄铜烟袋呼呼响，刀笔断案全靠他。”

刑名幕宾是辅佐州县官吏从事诉讼活动的“幕后法官”，基层社会纷繁复杂的案件、词讼，几乎都需要刑名幕宾来仲裁。刑名幕宾虽不掌权，却可弄权；虽无公职，却是州县案件的实际执法者，案件全过程几乎都有刑名幕宾的参与，他们犹如块块暗斑，散布于各个州县。倘若品行不端、修为不够，则极易舞弊，败坏公务。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提到，“高坐听讼的虽为州县官，事实上在幕后提调处理的常为幕友……自集审至判决皆出于幕友之手”。所以，州县审判一事，名在官，实在幕。

在断案用法时坚持“设身处地、准情酌理”的原则，以儒家经典为断案标准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特色。乾隆年间的名幕汪辉祖长于引经决狱，避律断案，被称赞“佐州县治，引三礼以断疑狱，远近称平允……异乎俗所谓‘幕宾’者”。然而，像汪辉祖这般名幕在处理一些案件时，也不免流于武断。例如，汪辉祖在审理刘开扬、成大鹏争山一案中，就有失偏颇。刘开扬是湖南宁远的土豪，与同里的成大鹏山址毗连。成大鹏的同族私自将这片山出售给刘氏。这一举动令成大鹏极为不满，上诉县府并令子弟上山伐木。刘开扬担心败诉，恰逢族弟刘开禄病危垂死，于是命人背刘开禄上山，将矛盾激化成家族间的斗争，想以刘开禄被成家殴打致死，作为制胜之计。而等到他们上山后发现伐木者已经悉数离开，刘开扬便唆使其子闰喜杀了刘开禄并嫁祸于成族。汪辉祖在审判该案时，忽然大堂内声音嘈杂，经询，有醉酒者想闯入，被门役所阻拦，所以大声喧哗，汪辉祖命该人入堂，一看是闰喜，刘开扬大愕。汪辉祖令人支开刘开扬，鞫讯闰喜，闰喜将事情原委一一吐实，刘开扬最终承认并俯首画供。针对此案，汪辉祖的判罚是，感念“开禄气将尽，不殴亦死。以开扬父子抵之，情稍可悯”，所以将直接犯罪者闰喜拟死，刘开扬被无罪释放，余犯亦不究查。然而，依“谋杀人，造意者斩”的律条，刘开扬应与闰喜一并论斩。事后，汪辉祖也认为自己懵昧，感叹“杀人者死，国法固然”。名幕尚能自制自省，而更多的劣幕、庸幕则往往以“引经避律”为借口，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趁机舞弊。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篇关于刑名幕宾判案的论断，其中提到“救生不救死者，死者已死，断无可救，生者尚生，又杀以抵命，是多死一人也，故宁委曲以出之，而死者衔冤与否，则非所计也”，汪辉祖的断案不得不说是受了“救生不救死”观念的影响。“救生不救死”的观念起初或许是刑名幕宾出于善意，蝼蚁尚且贪生，人命更是可贵；但到后来却演变为既定规则，适得其反。要达到“救死不救生”，对于刑名幕宾来讲，只是技术操作层面的小事情，将罪行略为减省，移其重就其轻便可救人。除了“救生不救死”，《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提到了“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等论断，合称为“四救四不救”，都是刑名幕宾处事断案的潜规则。

“四救四不救”被刑名幕宾口口相传，成为了他们的从业指南。“四救”一出，使得刑名幕宾在两害相权时，不必思索便可知道解决问题的办法，直接进入程式化的模式中按部就班地处理，无须进一步了解案件事实，甚至可以说幕宾心中的“情”和“理”在尚未迸发时便已经被扼杀了。这貌似减省了不少司法程序，简便了许多，流畅了许多，但实际上，减省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审判流程，刑名幕宾对案情不详加研究，信手拈取成案，依样画葫，过于依赖既定的决断，制造冤假错案。不仅如此，“四救四不救”更是刑名幕宾在州县活动中摸索出来的护身桃符和发财要诀，所以刑名幕宾将其奉为圭臬。维护主官而诬捕平民、袒护大官而舍弃小官，于己而言，当然是有利无害。俗语说，“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理与钱之间，在刑名幕宾的眼里，理输给了钱。案件对刑名幕宾来讲，就是金钱。他们为填个人欲壑，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将听审日期任意更改，积压案件，借公务敲诈勒索，等到原告或被告输银饵灾、贿赂疏通之时，自己从中榨取足够的利益，方可审结。救不救？如何救？幕宾笔落的瞬间，生杀予夺、贪赃枉法的余地确是无限。

刑名幕宾熟稔州县衙门中的掌故和舞文弄法的伎俩，掌握着州县断案的话语权，参与甚至操纵案件的审判活动，名义上的“佐官以治”，很大程度上却变成了“代官出治”，越俎代庖。刑名幕宾罗织罪名、篡改罪责的弊习引起了统治者的警惕，也正因如此，乾隆朝把治理劣幕的举动上升为“澄清吏治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