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宁可日本统治台湾，也好过满洲

受聘台湾报社以避祸

一八九八年，章太炎因受戊戌政变失败牵连，遭到清廷追缉，十二月五日他从上海来到台湾。他是经在上海的日本友人山根虎雄（时任《亚东时报》记者）的介绍，来到《台湾日日新报》当汉文部记者。十二月七日，该报刊登报道说：“此次本社添聘浙江文士章炳麟，号枚叔，经于昨日从上海买棹安抵台湾，现已入社整顿寓庐矣。”

章太炎当时是住在艋舺（今万华）的“剥皮寮”，它位于老松国小校园的南侧，就在今万华区广州街、康定路和昆明街所包围的古老街区。根据艋舺地契数据记载，“剥皮寮”地名，最早出现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当时称为“福皮寮”，清道光十八年至清末，这条街称为“福地寮”，日治时期改为“北地寮街”，台湾光复之后才出现“剥皮寮”的名称。

《台湾日日新报》创刊于一八九八年五月六日，是由日人守屋善兵卫，在时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协助之下，并购《台湾新报》及《台湾日报》而成。章太炎来台时，该报才创刊不久，由木下新三郎担任主笔，而日本文坛著名汉文诗人籾山衣洲出任汉文栏主任。该报每日出刊，共有六版，四版日文，两版汉文。

据章太炎报社同事、记者谢汝铨（台湾人）的《章太炎之行述》说，章太炎“只在家中撰述文稿，寄付揭载，不常登社”。章太炎在台发表论文计有41篇，诗文评、诗16篇，多数刊在《台湾日日新报》，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当重要的资料。这些文章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同情康、梁的变法，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二是对其所学，特别是对佛学与国学的看法；三是与台、日文人的诗词唱和；四是针对台湾所发的议论。

以往的研究者，都以为章太炎在台湾的言论，是批评日本殖民台湾，欺压台湾人，但其实不然，在他所发表的文章中并找不出这样的言论。章太炎在《正疆论》一文，讨论台湾的所有权问题说，若论开国，则始于郑成功，然后为清所盗，而乙未后割让给日本。是以“郑氏之得台湾也，与日本同”，而“满州之盗台湾也，与荷兰同”，因此他宁可日本统治台湾，也不愿满州统治台湾。这反映出章氏虽厕身台湾，反满的汉族民族意识仍甚为急切。

章太炎在台湾的交往

此外，他在台湾相与唱和的，也都是日人。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到籾山衣洲、水尾晚翠和馆森鸿，是他眼中台湾文士之最，这三人也与他交情最好。籾山衣洲，名逸也，日本爱知县三河西尾藩人。其汉文佳，与依田学海、信夫恕轩、杉山三郊等人齐名。有《明治诗话》等著述。一八九八年以《台湾日日新报》汉文主笔的身份被招募来台，受到总督儿玉的宠信。

馆森鸿为日本仙台人。在台期间分别任职秘书以及学务，与中村樱溪、加藤雪窻、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馆森鸿对章太炎十分敬佩，他曾写道：“杭州章君枚叔高才能文，与余相善。去年冬，载书数车入台疆，乃以文字订交。每相见，辄问难经义，评骘文章，纵谈时事，神王兴至，逸岩激越，投笔起舞，恢哉有国士风。”

当时的台湾总督儿玉认为：要统治台湾不能单靠军人与官僚；一定要让岛民的精英，与日本人步调相合；故必要调整“报纸媒体的政策”。另一方面，要指导“本岛人”，也需要有写“汉文”的报纸。当时能写“汉文”者，有日下钦二郎、馆森鸿，还有宫崎来城、市村藏雪楼。这些人不只是单纯的文士，还是总督府倚重的文官。如馆森鸿自乙未割台后便在台湾，为总督府的文告捉刀，受水野遵与后藤新平的信任。水尾晚翠则是法院院长，籾山衣洲则深得儿玉总督的倚重。他们三人与总督府的关系都算十分亲密，而由于他们都通晓汉文，实际上也担任收编台湾知识分子的工作。

与章太炎过往较多的还有石坂庄作，《台湾日日新报》创立后任会计主任。石坂庄作的《台岛踏查实记》一八九九年三月要出版时，章太炎替他写了序文，但当时已刻印好来不及加上序，只印了章写的一首律诗。后来章太炎要离开台北去日本时，他应石坂庄作书写了一张扇面，就把这序写在扇面上。一九O四年一月十一日《台岛踏查实记》第二版付梓时已补上章太炎的序文，而扇面的原手迹，一直到一九三六年章太炎病逝苏州时，石坂庄作才将这珍藏三十多年的扇面墨宝制版刊登于《台湾日日新报》上。

在《台湾日日新报》章太炎还有台湾人的同事，分别是谢汝铨和李逸涛。谢汝铨是台湾台南人，日据后迁居台北市，光绪十八年（1892）生员（台南末代秀才），时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他在《章太炎之行述》说：“同事中有李逸涛年纪较轻，与太炎最为相得。一日，章太炎到逸涛家中，看见逸涛正在读《汉书》，乃询问逸涛何以到了这般大的年纪才读《汉书》呢？太炎自谓他在童年早已读完。如不信的话，可以由其随便指定何篇，太炎执笔写了数百字与原书核对无误。从此，逸涛对于太炎更加敬佩！”李逸涛，台北人，博览金石，尤通史汉，后为《台湾新报》所聘，担任记者，李逸涛具备日文的阅读能力，他的翻译文章于《台湾日日新报》上时有所见。他是日治时期汉文人、通俗小说家、新闻记者，亦书写侦探小说。

章太炎的离职

章太炎在台湾半年后，由于他不能适应台湾的气候和个人的感受等因素而离台。他在《自定年谱》中说：“台湾气候蒸湿，少士大夫，处之半载，意兴都尽。”又在《旅西京记》说：“岁在己亥，余旅食台湾，不怡于众，东诣日本。”谢汝铨在谈到章太炎离职的原因时说：“太炎又对于日本治台政策，每恣意攻击，……一日撰论，抨击督府官僚，擅作威福，压制人民。……遂与夫人束装回国。”

然就当时章太炎对总督府的态度及细阅当时所发表的作品，谢氏的说法，似乎失之臆测。汤志钧的《章太炎传》则认为，当时日本政府妥协于清廷的压力，对章氏同情康、梁，同情变法，撰文批评清廷，为该报所不容，受到社长守屋善兵卫打压而辞职。

此一说法，似较合理。据说，被总督大人训得灰头土脸的守屋社长，一回到报社，就命人去叫章太炎来见他，章太炎便拿起笔来写了一张便笺，让来人带去，便笺上说，你不知道，我要去你那儿就是趋慕你的权势，你自己到我这里来，才说明你还懂得尊重我们这样的人吗？要来你自己来吧！守屋见了，气急败坏地跑来，对着章太炎大叫大嚷一通：“真没有想到你这人如此傲慢无理！且不解事理，真令人忍无可忍。你要不愿意在这里做事，就另请高就吧。”守屋一离开，章太炎乃呶呶说：“什么善兵卫，简直就是恶兵卫，你不讲礼貌，我就走人，何用你赶我走，哼。”

此时馆森鸿劝他仔细考虑政治情势的发展，不要贸然返回中国而受困，乃建议他前往日本参观访问。同时梁启超也来函邀约他到东京共商大计，于是在一八九九年六月十日在馆森鸿的陪伴下，他们由基隆搭横滨丸启程赴日，这也是章太炎首次踏上扶桑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