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为什么错过了金本位？

黄金的价值魅力，几乎和其耀眼的光芒一样摄人心魄。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创制了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金币，并以国王大流士的名字来命名；公元前250年，罗马人开始制造金币，并随着帝国的征伐流通于整个欧洲、北非和西亚；13世纪中叶，法王圣路易和英王亨利三世几乎同时开铸代表国家尊严的主权货币“金埃居”和“金便士”；18世纪末，美国、法国建立金银复本位制；1816年，英国颁布《金本位制法令》，每英镑金币含纯金123.27格令（1格令=64.8毫克），即每“金镑”含金近8克；1873年，美国实行事实上的金本位制，每“金美元”含金1.67克。但在中国，黄金却始终没有真正成为货币，也没取得过货币本位地位。一般而言，贵金属有三大职能，记账手段、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备，黄金在漫长的五千年国史中，竟然只发挥了最后一项作用，这不由令后人万分诧异。尤其在19世纪中后期，中国经济已经走上全球化轨道——虽然颇有点被迫，而在国际金融界已纷纷实行金本位制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坚持铜本位制和银铜复本位制这两种货币体制并行的古怪格局，而且还在向银本位制演化。

中国，究竟怎么了？

黄金去哪儿了？

中国翔实、可信而绵延的历史记载开始于西汉。查考此时史籍，我们会惊讶于两件事，一是西汉曾大量使用黄金作为支付交易手段，而且价值明确；二是到东汉，官书记录的黄金流通大为减少，进而言之，黄金作为一种支付手段自此永远退出了交易市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些金融史专家猜测，可能是东汉佛教渐兴，大量黄金被用作涂饰佛像或抄写经书，也有说，此时海外贸易勃兴，使得黄金大量向西方流出。当然，这都有可能。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帛”，即绸缎已经稳定地成为大额支付手段。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最后写道：“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曾经有人认为，烧炭老人饥寒交迫，给他这些绫罗绸缎，既不能御寒更不能充饥，又有何用？其实，根据从《汉书》到《魏书》乃至《唐六典》的记载，从汉至唐一千年间，绸缎都是货币，而并非单纯的商品。所谓“金银之属谓之宝，钱帛之属谓之货”，此时黄金白银最重要的职能是价值储藏，即“宝”，铜钱绸缎最重要的职能则是币值流通，即“货”。

绸缎几乎有比金银更优越的货币属性。比如，非常容易鉴别品质，其杂恶者很容易剔除出流通领域。一般而言，无论汉代还是南北朝，宽二尺二，长四十尺的绸缎为一匹，差不多折合两千文（两贯）铜钱。所以，一千钱以上的大额交易，都以绸缎为货币，既简洁方便，又易于携带。

和贵金属不一样，绸缎不耐储藏。贵金属货币因为不会变质，不会损耗，因此会因民间储蓄而沉淀下来，不再进入流通领域。而且，越是成色足、分量准的金银，越容易被民间收藏，市面上交易的货币，愈发劣质，进而引发一些经济问题。而绸缎中含有蛋白质，储存时间过长，便会脆裂泛黄，迫使人们将其尽量用于流通。

所以，西汉盛行一时的黄金并没有“失踪”，只是日渐沉淀于民间的箱笼中、夹壁间，不复流通于市面。

当然，汉唐千年间，在某些地区，作为货币的金银还是大行其道。比如汉末的“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也就是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从南朝到晚唐，整个岭南地区，即现在的两广和越南北部，全部流通白银。以上特例是因为当时的西域和岭南居民多从事外贸活动，而金银是国际贸易中当然的硬通货，所以黄金、白银尤其是白银，也就成了当地的货币。

黄金该值多少钱？

宋代在经济上的繁盛丰裕，可能在国史上找不出相类的例子。国内贸易的繁荣，使得纸币“交子”得以产生；而因为海外贸易的繁荣，所以使得中国的官铸铜钱成为整个东亚的通行货币。

和我们所想象相反的是，宋代的外贸依存度并不大，也就是说，国内的生产和消费已经能够形成一个自足的经济循环，无须再依靠出口以换取外汇。由于中国国内的白银产量一向不高，所以，在没有外来贵金属补充的前提下，白银依然没有成为流通货币。

宋代在地缘政治上处于被侵略的弱势，因此需要靠大量的岁币维持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和平局面。岁币中包括大量的绸缎，市面常被搜罗一空。也就是在此时，“帛”作为一种货币，正式退出了金融领域。

而此时中国的富有，吸引了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前来贸易——其实就是来推销他们本国土产，然后运回大量的中国铜钱在本地流通。按照历史惯例，外贸繁荣的地区一般都会使用海外货币，如前述汉代的河西与唐代的岭南。但宋朝是个反向的个案，本国的货币大量流出成为别国的硬通货，如同今天的美国和美元。这也是宋朝经济发达在金融史上的一个证据。

明代的币制比较简单，先用纸币，后以铜为本位。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到晚明时期，由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商人经贸易而输入的白银逐渐成为另一种主要货币，所谓“小数用钱，大数用银”就是从这时确定的。

中国的金银比值一直很稳定，在明初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一直维持在1∶6上下。到崇祯年间，已经达到1∶15之多。为此，著名史学家、思想家顾炎武认为，“天启中权阉用事，百官献媚者皆进金卮，金价渐贵”。其实是因为万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的愈发繁荣，白银大量输入导致日渐贬值，从隆庆到崇祯，80年间海外白银输入达三四亿枚银圆，自然会金贵银贱，比值拉开。

中国思想家熟读经史子集，但无论对经济金融还是海外大势，却一直蒙昧无知，所以做出的判断常常如三家村语，既无逻辑，更无事实，当然更推演不出进步的路径。很难想象偌大的国家，竟然会因为行贿一二权臣而造成金价腾贵。但当时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么思考，也这么坚信。

黄金到底该值多少钱？一般而言，明末的1:15这个比值是长久不变的国际标准，直到19世纪末列强都逐渐采用金本位制以后，才打破这个平衡。

为什么不能确定币制？

清朝建国一百年后，中国的对外贸易才恢复到晚明的水平。但不同的是，晚明的流入银圆一般都会被中国商人熔铸成银块，而清代商人所收到的外国银圆会直接进入国内流通领域。晚明商人“藏”，清代商人“用”，可见清代的国内贸易和金融流转要比明代更加繁荣。

但是清朝官方始终没有确定币制。事实上当时国内是银两和铜钱并行，但政府只负责铜钱的铸造，而对于白银的流通要领，并不作硬性规定。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明清五百年间的著名士大夫都是熟读四书五经，精通八股讲章的文人知识分子，眼界狭窄，不通时务，对于经济、财政、金融尤其隔膜，他们会简单粗暴地凭想象而不是严谨的推理来判断事情。比如所谓的“明末三大儒”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作为当时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异口同声地反对使用银两。这也使得后来中央政府在是否将银两本位化问题上犹豫再三。道光年间，外来银圆已经在沿海地区普及，各级官员不去思考原因、对策和如何因势利导，反而建议朝廷一禁了之。幸而道光皇帝还算明事理，认为洋钱可以合法流通，但在记账方面不得“计枚定价”，还是要遵循以前用“两”做单位的会计方式。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奇特的思考模式和短视的眼光，使得他们对于微观经济现象会先大惊小怪，继而手足无措，进而蛮横干涉。比如鸦片贸易引起的白银外流虽然严重，但比之以前大量流入的白银，不过是九牛一毛。而且，这些高官如林则徐等不知道的是，此时世界第一强国不列颠帝国已经采取金本位制，对黄金的需求才是其国立金融目标。因此以后的70年间，银价会越来越便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制造武器需要白银，银价才有所回升。

清朝的官员并非不想干涉经济，只是除了一些财经常识以外，无论他们自己还是其“钱谷师爷”，对于金融尤其是国际金融都几乎一窍不通。因此，政策微调有之，但前瞻性的战略规划则付之阙如，更加没有西方化、现代化、全球化的金融体制革命。当然，币制考虑本来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但清廷既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更缺乏这方面的动力。因此，当19世纪中后叶全世界向金本位制转轨的时候，中国显然失去了一个跟上时代潮流的大好时机。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国门虽然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清廷一些重臣似乎也想到了洋务自强，但他们回避了一切制度变革和意识形态变革。中国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金本位制好不好？

1901年，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30余年，照说国内不乏精通金融学的人才。但是，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没人提醒一下清廷：银价一直在不断下跌。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自19世纪末世界各国都如英美般改行金本位制以来，纷纷将手中的银条银圆抛售以换取黄金。这样，金银比值愈发扩大。但《辛丑条约》的中方签订者见不及此，赔款的计算方式用白银，而竟然同意“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之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

这就是金融史上所谓的“镑亏”，即金银比值扩大后的亏空。具体数字至今没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清政府单单为弥补亏空的明确借款就有800万两之多。

在此事的刺激下，一些驻外使节开始考虑更张之道。最早建议朝廷改用金本位制的，是驻俄公使胡惟德。1903年初，在一份奏折中，他认为，“当今环球各国皆以用金矣，而吾国岂可独居其后乎”。

当然，很多外国专家都建议，索性直接采用当时非常先进的虚金本位制（即金汇兑本位制），发行银币，而确定其含金量。中央政府于国内铸造金币作为准备金，于伦敦等世界金融中心置备信用借贷款，以昭国际信用。为了取信中外，清廷必须保证财政制度的公开透明。

但是，一般中国官员对这两种计划都是否定的。以官方踌躇五年后的回应，“欲以实金为本位，则巨本难筹；若定虚金为本位，则危险可虑”。这倒也是事实。若确定虚金本位，则必要联系列强汇率，并购入大量英美法德日债券为信用准备，这对清廷来说当然“危险可虑”，而且还必须公开国家“账簿”，这对于惯行秘密政治的朝廷来说，更加不可思议。

而确定金本位制，诚然缺乏本钱。正如张之洞所说，中国商业的记账单位是银两，但一般民间交易，还是使用铜钱，列强富有，当然是以黄金为本位，而中国贫困，不如稳扎稳打，先整理银圆制度再说。而且，当时世界上金本位制蔚然成风，金价步步高企，中国以银换金，可能会更加亏本。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清末中国是复本位制，白银是事实上的基本货币，大宗交易和投资都使用之。由于国际市场上银价愈低，一般投资者在中国赚取白银后，都不愿运送回国，而索性在中国进一步投资或采购。如此，中国银根松弛，适度通货膨胀，正好适合工农产品对外贸易的扩张。如果币制和黄金挂钩，白银价格一落千丈，通货膨胀就会恶性化、常态化，使得海内外商人都会失去投资和贸易的兴趣。

所以，彷徨争执到1910年5月，清廷还是决定“暂就银为本位”，发行重七钱二分的一元银质硬币为国家主币。但这一套金融政策尚未展布，仅仅一年半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轰然倒塌。

回到银本位制？

清末讨论了近10年的币制问题，以朝廷确定银本位制而告终，但清朝也就差不多同时倒台了。不过，币制问题关系国家金融命脉，中华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就在财政部下面设立币制委员会，继续研究这一问题。

荷兰著名金融家卫斯林对中国非常熟悉，清末他就是朝廷的币制顾问。周学熙担任袁政府的财政总长后，与他反复研究，终于决定，中国必须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一币制的要点还是中国需要筹集大量黄金，但这些准备金并非储积于国内，而是存放于外国，用以维持国际汇兑的平衡。国内则发行银币和可兑换银币之纸币，拟订其折合黄金多少，但不得兑付黄金。为发行国币，中央政府必须设立行政性的国家央行。

但是，袁世凯终究没有采纳这一意见，虽然虚金本位制能够使得中国脱离陈旧的银本位制，又不必筹措太多的币值准备金。1914年初，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还是决定“谋币制之统一”为第一要务，先确定银本位制，“一俟将来商业发达，再行改为金本位”。至于金汇兑本位制，一字未提。

也就是说，从清末到民初，12年来国内外金融家提出无数方案，最后还是采纳了银本位制，和之前不同的是，开始铸造“国币”——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袁大头”银圆，以彰显主权信用。至于金本位制，还算是将来目标。

但是，袁世凯政府不知道的是，不久，列强又要抛弃金本位制了。

实行金本位制有个前提，那就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在国内、国际都放弃统制思想，而实施市场经济——确切地说，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放任的，不仅是透明的，而且是拒绝监管的。但是，这和20世纪初愈发浓厚的国家主义趋向和贸易保护主义是大相径庭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象征国际秩序和世界伦理的崩溃，也宣告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终结。战时自然是统制思维取胜，黄金被参战国集中用于购买军火，并被停止自由输出和银行券兑现，列强纷纷取消金本位制。战后虽然英美陆续恢复，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政潮已经蔚然成风，既不复有“国际大家庭”可言，在国内也不再有市场经济，在国际也开始增设贸易壁垒。

辛亥革命本来就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统制主义倾向，因为这里产生一个巨大的矛盾：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性质的自强政权，必须有自我规定的国家任务，其以整顿金融、确定币制为第一要务。但无论实行已经被逐渐淘汰的金本位制，还是实行尚未成熟的虚金本位制，都需要首先融入透明放任的国际信用体系。如今列强之间渐有壁垒，而虚金本位制需要联系强国的汇率，当以巨金储备于他国为前提，这又需要让渡一部分金融主权。

如此，新生民国的金融改革，完全走进了死胡同。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北京政府接连三年提出三份不同的币制方案，有技术层面的准备金制度设立，有与日元联系以发行“金券”的虚金本位制，有以向美国借款为准备金以发行纸币废除银币的金汇兑本位制。但这些方案了无新意，而且不能直面金融主权的让渡问题，且无论亲美亲日，都遭到其他列强的杯葛。况且，当时国内政局紊乱，南北分裂，连北洋内部都互相攻伐。中国的币制问题，终究要到国民党统一中国后，才由孔祥熙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