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沦陷后，蒋介石对华南抗战的部署

一

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蒋介石开始考虑华南战局的后续安排问题，尤其是人事的调整，其间经过多次反复、权衡，年底大致完成布局。1938年10月27日，“预定：对粤局之处理：甲、自兼第四战区长官，以白副之或任参长。”蒋介石要亲自兼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这可能既是反映了蒋对华南战局的重视，又体现了他性喜兼任多职的为政风格。10月30日，预定：“对粤处置。甲、人事；乙、军事部署；丙、长官部组织；”“决定南浔路部署，抽调粤军全部回粤以安粤军官兵之心。”将广东部队全部归还建制，自然有利于其后粤省部队抗阻敌军向广州北部进一步进攻的威胁。

关于广东新的人事安排，蒋介石感到棘手，也较为慎重。这期间，其日记中有多处涉及粤事调整的记载：10月31日，蒋提醒自己“粤事处置应特别慎重”。11月2日，“注意：一、粤军处理之方针；二、中央与地方政制之研究；三、两广军事决责成健生”。11月5日“注意：一、西南行营与广东之人选；二、亲自驻粤指挥；三、桂林行营之参长须派中央要人。四、健生以行营主任名义，兼代司令长官为宜。”11月12日，“人事为难，粤之人事更难也。”11月13日，上午见余汉谋、白崇禧“商谈粤事”，并预定：“粤局根本方针之研讨”。11月14日，与吴铁城、白崇禧、余汉谋分别谈话，“解决处分广州失守之负责官长案，商第四战区战斗序列。”11月15日，“预定：一、赴长沙商议粤题；二、解决第四战区战斗序列；三、薛任前敌总司令，同时发表。注意：一、薛与张向华工作；上午约见行营僚属与地方长官，与幄奇、健生谈话。……下午五时由韶州登车回湘。”

在蒋介石与有关各方商议粤省人事的过程中，11月18日，邹鲁、孙科自重庆致电蒋介石，谈对于粤事处理的建议，“一、广州失陷，影响海内外人心加甚，如能乘今粤民气尚佳，竭力克复广州，国民对必胜信念必更稳固。二、粤军民长官于此次退败，号召实差，如能调抗战有声威之大员一二回粤负责，必于战事较有裨补。三、粤籍中委，除一部应返粤内地策动外，似应留一部在港组织机关，办理宣传情报，接济策划等事。乞卓核。”蒋复电表示：“卓见甚佩，此间预定办法大略相同也。”邹鲁等的这份电报，其实最关键的是第二点，即称造成这次败退的军、民长官，也即余汉谋、吴铁城已难堪其任，应另派“抗战有声威的大员”回粤主持。而符合这一条件的粤籍人士，有张发奎、薛岳、李汉魂、罗卓英、以及邓龙光、叶肇、吴奇伟诸人。蒋后来的人事安排结果，似与上述日记所提有异，有可能是考虑了各方意见的结果。

到12月16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转俞鸿钧，称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名义由其自兼，张发奎代理，委俞为长官公署秘书长。19日，致电吴铁城，告以粤省府主席拟以李汉魂继任，但话说得很客气：“以兄在军事时期诸多不便，故拟另以任务属兄，使发展所长耳。”运筹近两个月之后，广州沦陷后的华南军、政长官人选初步定局。

广东人事刚有眉目，重庆又发生了震惊各方的大事，即12月18日汪精卫的离渝叛逃。鉴于汪精卫与广东的特殊关系，蒋介石对广东又增添了几分担忧，担心“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决定“对汪表明态度。”蒋考虑“一、对汪处置究以积极为妥；二、驳斥近卫荒唐之声明；三、对粤将领说明汪之行动。”1939年4月，因汪叛迹益显，12日，蒋提醒自己“对粤军应特别注意”(《蒋介石日记》，1939年4月12日)。

1939年8月，汪精卫到广州活动，蒋介石在8日“电张、余注意汪到粤之行动”。9日称，“汪逆确已到粤，其必将勾引粤军”。10日，汪精卫果然在广州发表所谓“如何而能实现和平”的广播演说，对此汉奸行为，张发奎、李汉魂、余汉谋等于18日发表谈话，痛斥汪精卫。蒋介石见广东将领表态均十分坚决，始放下心来：“张向华、李伯豪、余幄奇等对汪逆痛愤之切，情见乎辞，汪逆作伪卖空之举，当更为敌方所轻蔑与唾弃也。”(《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

二

纵观抗战期间蒋介石与华南抗战的关系，笔者大致有这样几点看法：

其一、在整个对日长期抗战的战略布局上，蒋介石以西南为首选，对华南亦有一定程度的重视，这种处置，事实证明大体上还是适当的。武汉会战期间，蒋投入重兵于华中战场，而不在广东作重点防御，不与日敌在沿海地区展开大规模的作战，这应该是吸取了淞沪会战的教训。其后，对于日军之进攻汕头、海南，蒋介石大致上均作类似处置。如果从局部的战役、从当地地方和人民的感受来看，往往容易作出蒋介石国民政府抵抗不力，放弃守土职责的结论。但如果从全局来观察，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来考量，在敌强我弱、但中国地域非常辽阔的情况下，不分散用兵、不与敌人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究竟应作何种评价，我觉得还可以再考虑。

其二、日军大举侵粤后，蒋的反应，不是仅仅着眼于华南战场，作为战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最高统帅，他一是盘算敌人的这一行动对武汉会战会造成何种影响，须作何种战略调整；二是考虑对整个中国战局的影响，盘算以日军进攻华南，是其“南进”的开始，威胁英、美、法利益为理由，说动西方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政策援华制日，推动整个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蒋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门、外交人员在这一次具体的外交努力中似乎并未取得何种明显的效果，没有“立竿见影”，甚至似乎是有点异想天开。但如果从长时段来看，围绕这一“事变”的相关外交活动，包括顾维钧、胡适、郭泰祺、陈光甫等人的各种活动、说项，作为战时外交长期不懈努力的一个步骤、一个环节，最终还是收获了成果，得到了回报。

其三、广州、武汉的失守，对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无疑造成了相当的打击，一些人悲观失望，一些人倾向议和，甚至公开降敌。在此情形之下，蒋介石能够保持抗战必胜的信念，不丧失信心，不接受议和，并多次提醒广东将领抵制汪伪的蛊惑和诱降，是值得肯定的。此外，在一片责骂声中，蒋介石能出来为部下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坦承兵力抽调和作战指挥上的失误，虽有偏袒、维护余汉谋之嫌，但较之一味诿过于部下的做法，多少亦略有其可取之处。其后，经过重新布局，广东先后两次顶住日军对粤北发动的攻势，广西取得昆仑关战役的胜利，华南战局有所稳定，广东及广西国统区的地方建设也有起色。而在这些战役中，以及对两广的地方政治，蒋介石均有相当的指导和过问，也有派两广之外的嫡系部队包括杜聿明第5军等精锐部队的配合与支援，以及经费上的支持。因之敌我之间虽时有拉锯和进退，但华南战场仍对日敌有相当的牵制作用，且终能将局面维持至日寇投降。

其四、在人事的安排与使用上，抗战军兴，蒋介石能捐弃前嫌，对两广大批对抗和反叛过他的将士予以任用以至重用，使之投效于对日民族战争的战场。而两广军政要员，在战时大都尚能顾全大局，服从蒋的领导，即使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也能相忍为国，这都是颇值得肯定的。张发奎后来就说过，“我也对蒋先生不满，因为他自私与独裁”，“我敢毫无疑问地说，薛岳、余汉谋、白崇禧与我不是反蒋人士。为什么确认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我们不顾及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然不转向反对他，是因为他坚决抗日。薛岳对蒋先生的忠诚更甚于我。”(张发奎：《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第280页)

三

当然，蒋介石对华南抗战的指导，也存在若干失误，其中主要有：

1、在战术的指导上，蒋介石失误较多，敌情判断失误，部队调配失误，具体指挥失误，日军进攻广州之役，即使中方有种种客观不足，但如果指挥得当，发挥出色，部队奋勇效命，战况并不至于如此糟糕。

2、蒋关于“焦土抗战”的命令，本意是为防止中国守军撤退之后，日军可以利用现有资源。但在实际的操作上，存在的问题甚多，一是撤退时往往情形慌乱，执行仓促，连带破坏较大，一些歹徒、汉奸趁火打劫，制造混乱，以致日军还没到，人民就已经遭遇一次浩劫；二是这毕竟是在中国人生活的地区，即使在沦陷后，一些民用设施的破坏，将使沦陷区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陷于双重的痛苦之中：“闻广州繁华之西关尽付一炬，系曾命令工人，每人汽油一听，纵火至此者。人民何辜，既遭锋镝，复被此涂炭耶！”(《王子壮日记》第4册，第580页)。三是往往不该破坏的破坏了，而一些必须破坏的军用设施，因为时间紧迫，仓皇败退，反而来不及破坏而为日军利用：“我军反攻广州，近日又顿挫，一则敌军近又增援，一则广州原有之防御工事本甚坚强，余汉谋、吴铁城等于撤退时，大半均未毁坏，今则转为敌军利用也。在渝粤人，对余、吴极愤慨。盖广州民居市店，因余、吴之撤退大半被毁，军事工作转尚留资敌用，足见余、吴之张皇，罪不可宥。”(《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35～436页)。而在约一个月之后的长沙，因“焦土抗战”之误，造成的破坏更为严重，“查长沙全市房屋被焚者，几占百分之九十九，”甚至天心阁等名胜古迹及中央日报馆、河西湖南大学等学校文化机关亦一概被焚。对于这种敌尚未至，城已被毁，军已后撤，“焦土而不抗战”、“不抗战而焦土”的做法(《陈克文日记》上册，第317页；《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425页)，各界多有质疑和责骂。

3、在人事的调配和使用上，蒋有时过于迁就现实。应该说，余汉谋是一个私心较重的人物，缺乏勇于担当和牺牲的精神，蒋介石却因“两广事变”时余汉谋的表现，将广东的防卫重责交给他，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准备，情形却如此不堪。其后，蒋介石仍对其一力维护，而未予应有的惩戒。加上在用人上蒋应该也存有牵制与平衡的心机，从吴铁城、李汉魂，到张发奎、邓龙光，均与余汉谋不能合作，但蒋介石却似乎有意维持此一格局，使其互相牵制，造成军人之间的猜忌、军政力量的分散，从而使华南抗战工作遭受了一定损失。当然，这可能也是因为广东军人的反蒋历史深厚，地方观念较强，部分将领与投敌的汪精卫私人感情甚好，因之蒋介石有所顾虑和提防。这在情形复杂的战时，虽然不是令人觉得特别奇怪的现象，但也可看出张发奎所说的蒋介石存有的“私心”——— 宁肯只维持局面而保险，不肯为开拓局面而“冒险”。

◎左双文，学者，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