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谈控诉自己的朋友：我一点不怪他们

胡适与朱利安·赫胥黎

2004年，我买到了史学家姚从吾的一部分藏书，其中有朱利安·赫胥黎送胡适的《论革命中的生存》（On Living in a Revolution，1944），扉页上的英文题赠翻译过来是：

胡适博士（Dr.Hu Shi）致以最衷心的祝福朱利安·赫胥黎赠1945年11月伦敦。

朱利安·赫胥黎这本签赠本书脊的编号是：代1750，估计是姚从吾从自己的老师胡适手里借去的。书后封三有三行铅笔字：

Atomic Energy for Military Purposes by H.D.Smyth

这是著名的说明美国发展原子弹情况的《史密斯报告》。当时胡适对中国研制原子弹非常热心，1947年7、8月间他给白崇禧和陈诚写信，提议在北大召集一流物理学家，作最新研究并训练学生，以为国防之用（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181页），看来这些字迹是胡适写下的。“处于战争世界中的哲学”一篇在“补偿心理”、“我们创造自我价值”和“基于哲学的科学态度给人的三点建议”等处有铅笔划线，可能也是胡适的阅读痕迹。

《胡适日记全集》（曹伯言整理，联经2004年版）第四册提到：1926年10月17日（在伦敦）“去看Dr.Delisle Burns……又遇见Julian Huxley（引者按：即朱利安·赫胥黎），是T.H.Huxley的孙子；Huxley的子孙只有他继续科学方向的遗风（引者按：实际上后来还有一位诺奖得主Andrew Huxley，是朱利安·赫胥黎的同父异母弟弟），他在King‘s College教生物学。”（第514页）在此前不久（10月2日），也是在伯恩斯的家里，胡适遇到过朱利安的父亲Leonard Huxley，他写的《赫胥黎略传》胡适几个月后（12月7日）半夜失眠时还看过（同上书，第596页）。这应该是他们初次见面。

和胡适见面时，朱利安·赫胥黎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动物学讲席。1927年，他参加韦尔斯《生命之科学》一书的编辑工作，因为这个项目负担沉重，竟辞去了教职，专注于此书。他写了这三大卷原创作品的大部分，并于1930年完成，获得极大的成功。他当时已是知名人物，给《观察家报》写稿，经常出席BBC的节目。1942年，他离开伦敦动物协会，以演讲和在BBC做谈话节目为生。与很多高等教育团体和委员会来往密切。这些团体中的一个参与制定了联合国有关文化、教育事务的准备计划。他和李约瑟领导并推动与科学领域有关的工作，为他们以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4年，朱利安·赫胥黎访问苏联，应邀参加科学院二百周年庆典。他对苏联遗传学的状况感到惊骇，因为其在李森科掌管下饱受可怕的摧残，因而在《苏联遗传学和世界科学》（1949）一书里坚定批评斯大林主义，呼唤学术自由。

陈源于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务给胡适写过几封信（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1944年10月6日信中谈到筹备会议的情况，提到李约瑟提议把“科学”一词加入组织名称：“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信中建议胡适他们参会时该穿什么样的礼服好，因为那个高档饭店Claridges Hotel要求客人穿晚礼服，否则不让去餐厅用餐。

胡适于1945年10月28日晚到达伦敦，11月1日至16日率李书华、程天放、罗家伦和赵元任一行参加筹备教科文组织会议，制定组织章程。胡适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年谱长编初稿》，第1899页）。当时赫胥黎从苏联返回后，取代生病的齐默恩爵士（Sir Alfred Zimmern）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备会的全职秘书长。他很快写了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与目的》，宣布未来联合国组织并非基于宗教教义或学院哲学的矛盾体系，而要在“科学人文主义”框架下开展工作。其观点被认为是掩饰无神论而受到攻击。委员会成员们决定不接受他这一文件。

朱利安·赫胥黎和胡适同为委员会成员，而且胡适受他爷爷老赫胥黎影响很大，这期间往还，朱利安送他这本书的因缘也就清楚了。

据罗家伦日记记载，中国代表团10月30日赴英国文化协会招待会，31日胡适率全团拜访英国教育部长威尔金森女士。11月1日会议开始，在Institute of Civil Engineers.11月2日出席英政府的鸡尾酒会。11月15日由陈源、叶公超出面举办答谢鸡尾酒会，回请英国朝野名流。与Webster面谈。11月17日胡适赴牛津获颁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罗家伦先生文存》第八册第63页）。估计赫胥黎送胡适书的时间应该在这几天。

1945年12月3日陈源、赵元任于巴黎给胡适发来电报，提到美英对教科文组织秘书长人选相持不下，美国极力反对赫胥黎。他们都愿意拥护第三者，因而理事会不止一国提名胡适，只是要他本人同意。胡适一口回绝了此事（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51页；另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第138-139页）。

随后朱利安·赫胥黎被推选为第一任总干事，任期只有两年（1946-1948），而不是章程上的六年。据说是美国起的作用，也是受他左派倾向所累。

胡适在1948年8月12日《独立评论》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谈到，二战胜利时，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他们要把英国由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而且五年内无法推翻他们（见《年谱长编初稿》第2046页）。看来他对当时英国政治的巨大变化有些担心。

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国际委员会是1946年时任教科文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秘书长的赫胥黎提议创立的，经委员会副主席赫胥黎同意，胡适于1952-1954年间被任命为通讯委员。（见会议主席Paulo E.De Berredo Carneiro的丛书序，载History of Mankind：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Volume II The Ancient World 1200 BC to AD 500，George Allen & Unwin，1965，p.xix）尽管他和赫胥黎都列名委员，因为政见不同，那也是和平共处，井水不犯河水了。

1952年9月2日胡适致信杨联陞，谈到牛津的斯帕尔丁东方哲学与宗教教授一职因为Radhakrishnan回国做副总统了，故提早于当年10月2日选举。牛津主管汉学的德孝骞教授早在1951年写信给胡适劝说他申请候选，又托房兆楹来劝驾，他本已决定考虑，“但后来我同几位老朋友（其中多数向来是英国同情者，也有牛津毕业的）谈谈，他们都不赞成，都说我他受不了此时英伦的‘空气’，一定要感觉精神上的苦痛。我也曾留意我的英国旧友如C.K.Webster、Julian Huxley、Joseph Needham（引者按：即韦伯斯特、朱利安·赫胥黎、李约瑟）等人的议论，的确有点受不了。所以最后决定去信说明不愿考虑。”（见《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联经1998版第136页；另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796页）当时英文信这样写的：I might find it painful to have certaintly to differ with the prejudiced opinions of so many of my old friends in England.（《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798页）看来是无法认同他这些英伦老友的左倾“偏见”。

1953年4月27日胡适致信杨联陞说：“前函中说到剑桥大学的事（按：指1952年剑桥大学中文讲座教授之聘），我赞成老兄的却聘。近来看到Joseph Needham‘Certfying’美国Germ-warfare的举动，颇深觉英国学人实在有点不像从前的gentleman的风格了！”（《论学谈诗二十年》第150页）

胡适称赫胥黎为“旧友”，而且考虑到当时英国和中国大陆建交，赫胥黎、李约瑟等都有明显的左派倾向。艾伦（Garland E.Allen）指出赫胥黎宣布德国纳粹为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时，却认为苏联更人道，设立模范以为激励团体劳动生产之所需（见Julian Huxley，p.211）。胡适当然看不过去，所以不应牛津的教授之聘。剑桥那里也是左派的大本营。后来他跟杨的通信里对李约瑟的唯物史观很有看法，他对李的态度，也是对赫胥黎等人的态度。杨联陞谈他的剑桥之行时，郑德坤对他和李约瑟的关系用了一个词“冷和”（cold peace），不是“战”，而是“和”，相安无事而已。

迪瓦尔（Colin Divall）教授分析说赫胥黎处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他受孔德实证主义影响，是一个唯理论者，如H.G.威尔斯、西德尼·韦布等（上书第31页）。而左倾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贝尔纳（J.D.Bernal）、霍尔丹（J.B.S.Haldane）所持有。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下会让科学的真正的潜能扭曲变形，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方可实现。而赫胥黎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在《如果我是独裁者》（If I were Dictator，1934）一书中坦率发表了对计划社会的看法，强烈反对斯大林主义。他的理想是平和的资本主义，其看法有强烈的爱德华时代唯理论者色彩（第36页）。他是一个命定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家。

他并不像霍尔丹或李约瑟那样左翼或激进，西斯曼（Adam Sisman）在《罗珀传》里提到李约瑟组织英中友协并自任会长，1965年9月中旬把罗珀等四人送到中国大陆来参观，罗珀回来后调查发现协会直接或间接由中国政府资助，因而在报章上披露了此事，被李约瑟等人骂为“麦卡锡分子”。但赫胥黎无疑深深地受其左倾同人的影响。他多数时候都在两可之间，他从未让自己卷入激进活动中，如霍尔丹参加英共。任何时候他从未赞成一贯的社会主义路线。他更多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理解过去是为了改变未来的一种手段的科学观点而已（见Julian Huxley，pp.216-217）。

所以赫胥黎顶多算个中间人士，而胡适当时不承认有所谓中间派的“第三势力”（见《年谱长编初稿》第2229页），所以他会对赫胥黎有看法。而当时大陆在1951年8月中旬以后，北大文、法两学院率先讨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系联合举行控诉胡适大会。其自称有多年友情的朋友们“带头控诉”。而胡适对此说：“我一百分同情这些可怜的人，可怜他们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我一点不怪他们。”（见上书，第2333页）他跟这些国际和大陆的左派旧友处于很冷淡的状态，也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