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中，解放军吸收了多少“俘虏兵”？

原载《党的文献》

解放战士，一般指解放战争时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页。)。

到底有多少俘虏参加了解放军？解放战士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比重有多大？完全弄清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便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各野战军负责人，在多数情况下也只知道概数，极少有准确的统计数据。1951年，周恩来在全国复员工作总结会议上无奈地表示：“我们的部队没有经过核实，虚数很大……到现在我们部队的确实数目还不能统计出来。”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复员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2月12日），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年-1954年）》，1958年内部版，第132页。)所以，本文也只能尽量通过对各种资料的解读来把握上述问题的大致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之后，开始重点进攻。一个重点进攻方向是西北，另一个则是山东。因此，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是较早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激烈战斗的两支部队。这两支野战军俘获了大量俘虏，其部队成分也因之发生显著变化。

西北野战军是五大野战军中解放战士较早超过半数的一支部队。西北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稍一进行战争动员，就会达到解放区负担能力的极限。1947年初，西北晋绥分局已经“动员壮丁的十之六、七” (《晋绥分局关于春季扩兵工作决定》（1947年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第557页。)，从此，“新成分的补充从过去主要靠子弟兵变为几乎全部从俘虏兵中解放入伍” (《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 392页。)。1947年8月，贺龙表示“现在俘虏兵占了百分之八十” (《贺龙在绥德分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8月10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同年11月，彭德怀、张宗逊指出：“部队补入俘虏有些已超过百分之八十，有些百分之六十，平均当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彭德怀、张宗逊关于攻榆及部队休整情况致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电》（1947年11月27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 1949年2月，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称西北野战军“现有九万五千人……俘虏兵约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队比例更大，班长绝大多数是俘虏兵，排长副排长亦近半数，连长指导员各军中均有个别” (《彭德怀关于西北敌军动态及野战军部署致毛泽东电》（1949年2月8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2册，第251页。)。

华东地区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的重点战场之一，战役频繁，越打越大，华东野战军利用俘虏不断补充自己。1947年7月，陈毅、粟裕、谭震林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去年俘虏四十四万中参加野战军最低估计十万，与自愿参军数相等或超过，野战军俘虏兵比例百分之四十到八十。” (陈毅、粟裕、谭震林：《关于华东建军经验向中央的报告》（1947年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2页。)几个月后，陈毅总结：“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 ( 《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1948年4月，陈毅向华东野战军干部介绍西北野战军的情况：“西北野战军一年多没有补充解放区参军的新兵，主要是吸收解放战士，现在部队中解放战士成分也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争取解放战士参军的经验和我们差不多。” (《陈毅军长在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1948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428页。)据这个“也”字，华东野战军的解放战士成分亦达到70%到80%。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实行“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据粟裕介绍：“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三十六万九千人，战役过程中伤亡十万五千人，战役结束时达到五十五万一千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 (《粟裕文选 》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页。)

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后，也实行了“即俘即补”的政策，解放战士的数量和比重迅速提升。1948年，邓小平说：“现在前方部队，大约百分之七十是解放战士。” (转引自何启君：《情系延安》，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1949年7月，中原野战军前委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部队在去年淮海战役后，本来俘虏成分就普遍达百分之六十左右。现在则普遍的已达百分之八十左右。” (《二野前委关于部队情况向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3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东北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最初一两年内，解放战士的规模比较小，这与它拥有广阔的根据地和丰富的后备兵源（翻身农民）有关。东北野战军各级将领在吸收俘虏入伍这个问题上没有其他野战军将领那么积极主动，导致东北的俘虏流失很大。1947年10月，罗荣桓感慨道：“夏季攻势共五万俘虏，现在补充到部队只有八千人，在后方训练的八千人，其余的不知何处去了。”(《关于部队建设的若干问题》（1947年10月），《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页。 )1948年3月25日至4月16日，罗荣桓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军区参谋工作会议，指出部队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争取解放战士不够，研究经验、方法不够，没有将认识提高到将其看成政治任务上来”(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页。)。同年9月，他在《军队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专题报告》中指出：“俘虏成分一般已占百分之十。” (《罗荣桓军事文选》，第458页。)这个比重在当时各野战军中是最小的，但是随之而来的辽沈战役使其大幅度上升。辽沈战役，打了52天，主力部队除一纵伤亡较小外，几乎都有近万人的伤亡。( 参见马云鹏：《会战平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总共补充了17万新兵，其中解放战士11万人，翻身农民6万人。(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1975年内部版，第446页。)部队的成分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以三纵为例，一般连队解放战士都占54%左右，有的连队甚至高达60%。(参见沈阳军区政治部研究室编印《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945-1985年）》，1985年内部版，第103页。)

华北野战军最初也没有全力吸收俘虏入伍。1947年3月，罗瑞卿在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甚至要求：“补充解放战士限制，不超过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第627页。)同年6月，朱德向中央报告，晋察冀军区“战士中成分好，俘虏只占十分之一二”(《关于晋察冀区军事工作处理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47年6月1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页。)。不过，随着战事的紧张进行，对兵源需求量日益增大。1948年2月，杨成武反思：“过去争取俘虏入伍太少。” (杨成武：《关于整顿纪律整顿制度问题》（1948年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341页。)同年3月，华北军区成立了补训兵团，专门负责训练翻身农民和解放战士。到1949年7月，共训练翻身农民8.36万名，解放战士6.19万名。( 参见《华北军区关于补训团情况向军委总政治部、华北局的报告》（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318页。)

就全军范围内解放战士的规模而言，1948年8月23日，朱德在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9页。)据统计，1948年6月，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近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如果“我们的军队”指中共全部军队，那么解放战士应有168万到196万人；如果仅仅指野战军，解放战士则有89.4万到104.3万人。另据统计，从1946年7月到1948年6月的两年间，中共俘虏国民党军的人数是163万。( 参见《全国解放战争四年敌我兵力损失对比统计（1946年7月-1950年6月）》，军事科学院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附件之“战绩统计表”（八）。)据此推测，“我们的军队”指野战军。毛泽东在1948年10月10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两年内……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页。)这里提到的“两年内”，根据上下文判断，指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两年内，即1946年7月到1948年6月。虽然毛、朱二人用的都是概数，但至少说明截至1948年，野战军已有半数以上是解放战士，若就全军而言，解放战士则占了30％左右。

随着三大战役的接连胜利，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解放战士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49年4月，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5页。)同年7月，周恩来又向众人介绍：“在这三年当中……在敌人所损失的五百六十九万人当中，被我们俘虏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七十，即四百一十五万，而俘虏中又有二百八十万变成了解放军。”(《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6-347页。 1949年1月，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余人。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若把周恩来在4月提到的比重应用于1月，就全军范围而言，按“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计算，解放战士有232.7万到250.6万人，再加上半年的上升空间，这与周恩来7月份提到的280万人是大致吻合的。由此可以判断，到1949年上半年，在全军范围内，解放战士已经占到了65％到70％。之后，这一数字仍有上升。解放战争结束后，1950年6月，周恩来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以军队的成分说，解放战士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84页。)

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中共就已经从俘虏中吸收士兵入伍，以弥补兵员之不足。但总体来讲，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俘虏政策着眼点是宣传自己、瓦解敌人，俘虏一般来说能够自由选择去留。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用“基本上不释放”取代自由选择去留，意味着中共的俘虏政策已日益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扩军政策。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事的延续，中共越来越重视从俘虏中获得兵员补充，这使得俘虏政策的扩军性质更加凸显。在这一背景下，解放战士的数量不断膨胀，他们在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中的比重也节节攀升。解放战争中后期，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越到基层，解放战士的比重越大。有些班、排甚至全部都是解放战士，区别仅在于“老解放”和“新解放”而已。解放战士的加入，充实了人民解放军的兵力。他们为中共赢得全国政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