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1948年“元旦文告”背后的玄机

1948年底，共产党在军事上已成破竹之势，国民党内部开始分崩离析，以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为代表，包括湖南省主席程潜及河南省主席张轸等，众多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纷纷把矛头指向蒋介石，认为蒋领导无方，一味诉诸武力，应为失败负责，因而先后上书甚或通电，直接或间接地要求蒋介石下野，并推动国共和平谈判。

迫于形势，蒋介石开始考虑下野问题。1948年12月29日，蒋已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去见李宗仁，以探桂系底牌。得知李确有意要自己下野，代理总统一职，以推动和平，蒋不得不在1949年1月1日新年文告中，直言表示愿意有条件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且在文字中透露了可以下野的意思，即所谓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949年1月1日《中央日报》。

从此前公开看到的档案文献中，可以了解到的蒋介石的态度大致如下。

第一，对主和派表示已迁就民意、委曲求全。如蒋1月2日即曾有三电，分别给主和的白崇禧、程潜和张轸，说明： 中正元旦文告亦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 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一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 见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以下简称《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4~16号。

第二，向前线将领解释文告产生原委及作用。如2日有数电由总统府参军处给傅作义、陈长捷、杜聿明等，称： 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 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人员受了共党恶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 因此才有总统元旦文告，但 我们今天倡导和平，并非避战求和，乃是可战可和任由共党选择 。因此，各位仍须全力作战，因能战才能和。 《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9号。

第三，向国民党发出通告，说明文告的根本意义所在。如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6日发出秘密通告称： 一、 必须注意文告之整个性，不容曲解，不可断章取义 二、举国人民应于此时向破坏和平之共党索取和平，盖此后和平如不能实现，责任仍在共党。三、能战而后能和，为千古不易之论。故为达成和平之目的，必须加强军事力量 四、精诚团结，服从总裁领导，坚定革命信念，庶不致自乱步骤而为共党所乘。 《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25号。

第四，为最坏之可能暗做准备，如蒋文告前两日已去电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以掌控隔海的台湾岛做最后退却和中央势力复兴之基地。文告发表第二天，因未见陈复电，蒋又再急电陈说明： 为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必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 《革命文献》第27卷，第7号；第28卷（上一），第17号。

由上述文献，不难看出蒋介石这时因军事失利遭桂系等地方势力 逼宫，迫不得已发表和平文告，并透露出必要时可以下野的意思。但已有文献披露的蒋最早谈及 引退 的文字，已至1月8日，即其元旦文告发表一周之后，且对引退时间仍无说明，事实上蒋又拖了两周才告下野，因此既往研究大都判断蒋介石发表文告时还只是放言试探，并未决定引退。即使否认蒋 恋栈者，亦对蒋下野的动机和内在原因解释不清。相关著作未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如董显光《蒋总统传》（3），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会，1962；朱宗震、陶文钊《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中华书局，2000；等等。

实际上，对照蒋介石日记，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蒋元旦文告后的想法和做法。据日记所记，蒋1月1日在团拜会上宣读元旦文告之后，即见李宗仁，告诉后者自己下野决心已定，唯去职工作必须经过一时间，不能草率行事，以致将来有负于彼望。并转劝健生稍安勿急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以下所引蒋日记出处同此，故从略。

另据蒋当日所记上星期反省录亦可知，蒋这时已在考虑下野后的局势发展问题。而他对自己下野后战局发展的估计十分悲观。他判断中共或陈兵江北，逼桂系组织傀儡政府，然后用政治方法逐步统一中国，或兴兵南下攻取京沪，在苏联援助下补充军实，建立空军，使南方各省军政完全崩溃，无法抵抗。因此，蒋介石的估计是，届时唯有两途：一是勉强撑持残局，维系统一局面，等待国际局势和共产党内部变化；二是国民党现在党政军问题积重难返，要打破此半死不活之环境，正好退而改造， 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 。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日。

蒋之所以一方面认为自己必须选择下野一途，一方面在文告发表后又未及时宣布下野，也只有在日记中才能具体了解其主要原因所在。此中原因实有几层：第一是出于其强烈的自尊心，即蒋依据1927年、1931年两度下野的经验，深知这个时候下野为必须，但出于自尊，既要下野，又要使人相信，他下野全为自动，而非受桂系等胁迫。为此他曾专门派要员赴汉口告诉白崇禧此一意图，强硬宣称： 余下野必自主动而毋使余陷于被动而致无法下野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6日。第二是为了有足够的时间预为部署。蒋要利用这段时间，对东南、西南各省军政部门，包括各绥靖公署领导人大都进行新的任命；紧急调运前线各大城市银行之通货往上海或广州；部署北平一线的中央军及傅作义部紧急空运青岛，以保南方作战实力；亲自督导淮海战役中被围的杜聿明部，力图有所挽救；控制中央银行，不使国库所存外汇及金银等落入新当政者手中。这其中又尤以后两者最为牵动蒋的神经。

对嫡系将领杜聿明及其所部的险境，蒋自始就极为关注与紧张。从1948年12月下旬起，蒋几乎天天与杜电报往还，指示要领，并严令空军全力参战并救援。然而所得战报却天天送来 战斗惨烈、 众寡悬殊、 伤亡殆尽 、情势危急 之类的讯息。1月7日，蒋已多少意识到杜部已无法组织反击，因而恐难于突出重围了。8日，蒋得知杜集中尚能作战的少数部队，决定拼死一搏。当晚，蒋紧张得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次日凌晨3时即起床祷告：恳求上帝默佑我永宿间杜部本日出击能如计成功也。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9日。但10日上午蒋即得到空军侦报，杜部大半已被歼灭，只剩3万人还在陈官庄以南方向做最后的拼杀。蒋得讯后，一时之刺激悲哀，难以自制。然而随后传来的消息则显示，陈官庄战火已渐停息，所有电讯均已中断。蒋唯有暗自祈祷 天佑忠良仍能脱险来归，重图复兴 。事实上，蒋亦深知，此种希望同样非常渺茫。临近中午时分，蒋介石已从激愤和绝望中渐渐平静下来，在无可奈何之中安慰自己道： 我黄河以南地区之主力，今已被歼，则兵力更形悬如。但已尽我心力，无可愧对我将士 ；称： 今后下野可以无遗憾矣。前之所以不为桂系强逼下野者，惟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0日。

不过，为未来着想，蒋介石对中央银行事，其实可能还更为敏感。还在1948年底，蒋就已经开始考虑和部署将国库所存的大量外汇和金银南运，甚至撤往台湾岛了。1月8日，他意外得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竟要免除自己的亲信俞鸿钧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自然倍感紧张和不安，因俞此时正在督办此事。蒋马上托人转告孙科： 俞撤职令不能下。次日一早，蒋又召俞来问原委，对孙无故将其撤职 ，怒斥为无耻无赖者之举。接着，蒋又找来司法院长王宠惠，询问从法律角度如何能够禁止行政院干预中央银行事务。得知二者行政隶属关系无法轻易取消后，蒋更为愤怒，痛斥 孙科狰狞益甚。这一天一直到晚上，蒋都在与亲信谈话，痛骂孙科。11日，蒋终于想到适当办法，于是先找来经济部长翁文灏，询问有关事宜，接着和身边亲信人员商量如何用合适人选替换俞并使孙科无法拒绝。因蒋已有情报，孙科知道蒋必欲控制中央银行后， 对中行人选不敢坚持也。经俞鸿钧提议，蒋最终决定提名原中行副总裁刘攻芸接任俞的职务。孙原想用自己人控制中央银行，见此情景亦不敢坚持。蒋既同意免去俞，孙自然也只能接受蒋推举的刘攻芸。如此，蒋又以总统名义特派俞鸿钧为中行常务理事，连同中行总经理席德懋等，他仍可继续完成此一搬空国库的工作。而蒋介石坚持要把国库搬空，运到自己能够牢牢控制的地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 勿使两行外汇为后来者消耗于无形，为国家与人民保留此一线生计 。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8、9、11、15、17日。

了解到上面的情况，再看日记中的相关记载，不难发现，蒋介石这时确无恋栈的想法。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天塌地陷的形势下，蒋不愿意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徒然毁坏自己的形象。他这时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今日 与其勉强维持目前难挽之颓势，徒失威信，增加诋毁与疑谤，则不如放弃权位，表明心迹。而且今日若干人民心目中，以为余不下野，则一切责任皆在于余一人 。与其如此，不如让彼辈经受一下 共匪之压迫、军阀之摧残 ，当其痛苦与黑暗更无底止，是其必有释然憬悟之一日也 。《事略稿本》，1949年1月12日条，台北 国史馆 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6 247/060100第247卷。此件为杨天石教授提供，特此致谢。故他从发表元旦文告之日起，就一心准备好了要下野。且在蒋看来，此举得远大于失。因为眼下这种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不仅蒋拦不住，李白也一样收拾不了。他断定李白求和必难成功，也看准即便中共肯与李白谈和，拖延中共过江时间，对自己也无不利。总之，他确信把国民党这时的烂摊子丢给李宗仁等主和派，自己只要牢牢控制住国库中的金银和外汇，多数军队就必定会跟定自己，而不会受李白左右；自己也就不难另起炉灶，并像过去几度下野一样，时机一到，便东山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