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化人林语堂，怎么过除夕？

【编者按】本文摘选自《林语堂杰作选》，新象书店，1947年。

林语堂：记旧历除夕

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其他节日和它相较起来便显得缺少假日精神的整个性了。五天里面，全国的人都穿了最好的衣服，关上店门，闲荡着，赌博着，敲锣鼓，放爆竹，拜年，看戏。这是一个大好日子，每个人都憧憬着新年发财，每个人都高兴地添了一岁，准备向他的邻人说些吉利的话语。

在新年中就是最卑贱的婢女也可大赦而不忧挨打了，最奇怪的，那些终日操作的女人们也都闲荡起来，嗑着瓜子，不愿洗衣煮饭，连菜刀也不肯一捏了。怠工的理由是新年中切了肉就等于把好运切断了，把水倒入沟中就等于把好运倒去了，洗了东西就等于把好运洗去了。一副副的红对联贴在每一扇门上，都包含了鸿运，幸福，和平，昌顺。春兴等字样。因为这是春季回来的节日，也是生命财富回来的节日。

在庭院中，在街道上，一天到晚全是爆竹声响和硫磺气味。父亲失去了尊严，祖父变得更可爱了，孩子们吹着口笛，戴着面具，玩着泥娃。乡下女子穿了最好的衣服，跑上三四里路到邻村去看戏文，一辈纨绔少年便得乘此恣意调笑。这是一个妇女从煮饭洗衣的贱役中解放出来的日子。假如男人们饿了的话，他们可以吃几块油煎年糕，一碗有现成汤的鸡蛋面，或是到厨房里去偷几片冷鸡肉吃吃。

国民政府早已命令废除阴历新年，可是我们依旧过着阴历新年，大家拒不废除。

我是非常新派的。没有人能责我保守。我不但赞成格利高里历，我更赞成一年十三月，一月四周的世界历。换句话说，我的观点是很科学的，我的理解也是很合理的。可是也就是这科学的自傲，它受到严重的创伤了。因为在官认的新年里人们都只是佯为祝庆，毫无诚意，我是大大的失败了。我不要旧历新年，可是旧历新年终于在二月四日来到了。

我的科学意识叫我不要过旧历新年，而我也答应我不会。我坚决地对自己说： “我决不让你跟下去。”我在正月初头便感觉到旧历新年的来到了。当一天早餐时，仆人送来一碗腊八粥的时候，就清楚地提醒了我这天是十二月初八了。一星期后，仆人来预支他年底应得的额外工资。他告了半天的假，并给我看一包送给他妻子的新衣服。在二月一日和二日，我不得不把酒钱分给送信人，送牛奶人，车夫和书店童役。我觉得什么都在来了。

二月三日到来了。我依旧向自己说： “我决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妻叫我更换内衣。我说：“为什么?”

“周妈今天要洗你的衬衣的，她明天是不洗衣服的，后天也不洗，大后天也不洗的。”为了人情，我无法拒绝。

这就是我下水的开始。早餐后，全家要到河边去，因为那边举行着一个很舒适的，可是违反政府不准遵照旧历新年命令的野餐。妻说：“我门叫了汽车先去。你修了发再来好了。”我不想修发，可是坐汽车倒是挺大的诱惑，我不喜欢在河边跑着，我喜欢坐汽车。我很想到城隍庙去替孩子们买些东西。我知道这是春灯的时节了，我要我最小的孩子去看看走马灯究竟是什么东西。

我原是不应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期到那边去，你会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在归途上我发现我不但带了走马灯兔子灯和几包玩具，还带了几枝梅花。回家以后，我看到有人从本乡送了一盆水仙花，我的本乡便因出产这种美妙馥郁的水仙而闻名全国的。我不觉回忆到我的童年。当我接触到水仙的香味，我的思想便回到那红的对联，年夜饭，爆竹，红烛，福建蜜橘，早晨的道贺和我那件一年只许穿一次的黑缎大褂。

中饭时，水仙花的香味使我想起了一种福建的萝卜糕。

“今年没有人再送我们萝卜糕了。”我不快地说。

“这是因为厦门没有人来。不然，他们是会送来的。”妻说。

“我记得有一次在武昌路的一家广东店里买到完全一样的糕。我想我还能找到它。”

“不，你找不到了。”妻挑战地说。

“我当然能找到。”我心有所不甘。

下午三时我已买了二斤半一篮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家了。

五时，我们吃着油煎年糕，水仙花的馥郁香味充满着屋子，我惶恐地感觉到我已犯了戒条。

“我不愿庆祝什么除夕，我今晚要去看电影。”我坚决地说。

“你怎么能够呢?我们不是已请了Ts——先生来吃晚饭了吗?”妻问道。事情似乎弄糟了。

五时半，最小的孩子穿了红的新衣跑了出来。

“谁替她穿新衣的?”我责问。显然有些震动，但还庄严。

“黄妈替她穿的。”

六时，我发觉壁炉架上光亮地点着红烛，它们一层层的火焰向我科学意识上投来了胜利的讽刺。这时，我的科学意识已经显得模糊低落而不真实了。

“蜡烛谁点的?”我又请问。

“周妈点的。”是回答。

“蜡烛又是谁买来的呢?”我再问。

“什么，不是早晨先生自己买来的吗?”

“哦，我买的?”这是不可能的。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使唤，这一定是什么别的意识。

我想这有些可笑，回想我早晨所做的可笑事不及我那头脑和心志的互相冲突来得可笑。立刻我被邻居的爆竹声从心理冲突中惊醒了来。这些声音一个连一个地深入我的意识中。它们是有一种欧洲人所不能体会的撼动中国人心的力量。东邻的挑战接着引起了西邻，终于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是不甘被他们击倒的。我从袋里抽出一元钞票，对我孩子说：

“阿经，拿去给我买些高升鞭炮，拣最响最大的。记住，越大越好，越响越好。”

于是我便在爆竹的“嘭——啪”声中坐下吃年夜饭了。

而我却好像不自觉地感到非常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