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辨：百年中国最沉痛的泪点

在晚清的对外关系史上，不难看到两组泾渭分明的人物群像，一组是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民族英雄”，一组是以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为代表的“汉奸”“卖国贼”。区分他们的标准很清晰，前者以对外主战为著名，后者以对外主和为特色。

当然，林则徐一开始并不打算和洋人开仗，他虽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却并没有一点实际行动。禁烟一开始，他就和一般士大夫一样对外展示了强硬形象，试图以武力迫使洋人交出他想要的鸦片数量，而真正陷入到与英国人没完没了的烟款赔偿纠纷中之后，他束手无策，只能借助道教气功师来对付英国军队。然而，林则徐庆幸的是，惨败之后虽然受到了朝廷的惩罚，却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颂扬，死后也得到朝廷恢复名誉。左宗棠更是由于平定新疆，不仅抹去了他镇压太平军之乱的“污点”，更是受到时人后人的追捧。

但是，曾国藩和郭嵩焘等人就完全是另一种遭际。一生奉行诚信和夷这一对外政策的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受到“谤满天下”的礼遇，死后更是遭到一些革命史学家的攻击、谩骂和嘲讽。郭嵩焘继曾国藩之后成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核心人物，即时成为人尽可诛的“国贼”，朝野内外，明枪暗箭，唾沫横飞，死后九年，仍然有人高呼要戮其尸以谢天下。且不说二人皆无国可卖，单说他们所作所为皆是为不轻启战端、免生灵涂炭计，可是人们并不买账。至于后来代表清廷签署无数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更是无法被国人轻恕。

主战者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福音(左宗棠平定新疆并没有涉及中外关系———笔者注)，相反如林则徐、僧格林沁等人的“一味横蛮”直接导致了战争，且结局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丧权辱国；主和者虽没有即时使中国强大，但发现了一条使中国强大的路径，这就是只有向敌人学习，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

但是，国人包括统治者都不给后者以机会，生生将其扼杀在路上。主战者的旌旗却一直高高飘扬在历史上，并且延续至今。先行者的血迹似乎并没有唤醒或者改变晚清那一页，在星辰大海的梦想中更加激起了国人鹰一般的雄性激素。

是的，百年屈辱史给了国人难忘的教训，可是，这个教训到底是什么？

晚清中国为什么会衰落，这个话题似乎早已有定论，不外乎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但是，衰落并不意味着一定失败，刚开始日本的命运和大清并没有两样，可是短时间就成了强国，这中间的原因大家都看到了，那就是肯向敌人学习。

与其说主和与主战的分野是爱国还是卖国，倒不如说是肯不肯向敌人学习。而不肯向敌人学习的根本原因离不开国民心底里一种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渊源于先秦。《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最开始，夏是指周王室及其所建立诸侯封国。夷则指向曰“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国语·郑语》)”二者区别的主要标准是诸夏有礼，而蛮夷无。但其实这个标准也不是固定的，后来更多地倾向于以对诸夏的友善态度为标准。

有学者把“夷夏之辨”称为民族国家意识最突出的表达，或者认为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狭隘民族主义表达，其实都是不恰当的。“夷夏之辨”最恰当的说法就是“中国”人传统的亲疏关系的表达。这种亲疏关系更具体一点便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血缘关系框定不了它，民族区别框定不了它，距离远近框定不了它，文化差异也框定不了它，只要臣服“中国”亲近“中国”都可以被纳入华夏范围。所以，清兵入关时，我们称其为“夷”；入主中国后，我们将其纳入了“夏”，直到清末才发生改变；与欧洲同样距离遥远、文化不同的非洲，我们并无“夷夏之辨”；相反，距离很近、文化相同的亚洲国家如日本，我们对它有着强烈的“夷夏之辨”。

换言之，“夷夏之辨”有一种明显的“以夏变夷”企图，如《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夷夏之辨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处理对外关系的一条重要核心原则。大儒程颐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刘基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於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恐国人变为禽兽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原因是防止中国的制度变革。“礼”就是制度。

那么，夷夏之辨带来了什么？

多数学者以为，夷夏之辨带来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倘真如他们所说，那么，如何理解《汉书》所载“文人主和亲，武将主征伐”，而到了宋以后，文人多主战，而武将多主和？这种戏剧性大转折，恰恰反映了所谓“夷夏之辨”只是一个噱头，只是文人士大夫道德形象的一件外衣。

《汉书》所载的夷夏之辨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色彩：“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自此以降，无论韩愈还是苏轼都是如此，都是要维护中国礼仪之道，贬夷狄为异类。

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郝经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为蒙元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明末著名反清志士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孙榖、瞿式谷、冯应京等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孤立于其他伟大的文明中心，并扬扬自得于自己的文化优势”。郭嵩焘认为：“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而言及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抄为事，谓之戎狄”。反之，如果胡人或者夷狄臣服于中原的礼乐政教，那就被接纳为天下中国之一员，哪怕成为统治者和皇帝。由此可知，所谓夷夏之辨的本质是中国特色之文化制度。

历史上越是国力强盛之时，民族自信往往会淡化夷夏之辨，一旦外患危机严峻，王朝倾覆之际，夷夏之辨便格外响亮。到晚清更成为从朝到野的主流意识形态，强烈地守护本土特色，并形成一种自我幽闭症：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便喜。

林则徐并非不知道能战不能战，但他受制于夷夏观念的羁绊，更关心国内夷夏之辨的舆论压力，更何况他是禁烟少数派，作为一颗政治新星，道德形象更重于其他。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诸人主张不轻启战端，则是看到“战无胜算”、“战无了局”，更是认识到必须放下儒家高贵的身段，虚心面对西方文明，走和夷自强之路。连最高统治者慈禧也认识到“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

但纵然如此，即使这自我幽闭的围墙最终从内崩塌，夷夏之辨依然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