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的“红色影像”：当摄影成为武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战乱纷扰，时局动荡，时代的阴风疾雨卷及普通人的生活，家国俱危难，豪壮之志自然潜入年轻的理想，用生命与热血救国挽狂澜，仿如信仰般鼓舞了一代人的精神，个人梦想与国家追求前所未有地冲积在一起。正是在那样的时代，社会生活各个维度，都收缩内卷，朝着救国、抗日、革命等历史主题敛合。摄影亦不例外。

于1839年诞生的摄影术，伴随着1840年的鸦片战争进入中国。对于摄影初入中国时的情状，中国摄影史研究者司苏实先生有这样的描述：“中国人创造的奇迹与中国人的丑陋、猥琐一起，在西方读者眼中形成一道奇异的景观”。

20世纪初，摄影器材逐渐普及，中国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审美姿态，迅速驯服了来自西方的现代摄影镜头，山川雪雾、疏影水波、花鸟鱼虫……古典绘画的主角都进入其中。

但很快，中式古雅的美学实践因为1937年抗战爆发，失却了自身的意义重心，残酷的现实把风花雪夜的浪漫湮没过去，纪实的、抵抗的、反映家国困苦民生维艰的、激扬爱国救国之心的……成为摄影者心心念念的对象。

“摄影是暴露现实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我总想利用它来做描写现实诸象的工具。”摄影家沙飞的“武器论”应时而生。

沙飞，原名司徒传，生于1912年，幼年就读于广州，1936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在上海这座彼时左翼文化的中心城市，沙飞见到了偶像鲁迅。他所拍摄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组照，日后成为鲁迅的经典形象。之后，他又拍下了鲁迅的遗容和葬礼。沙飞的鲁迅照片，传遍全国报刊，让他迅速成名。有人因此评论，沙飞的革命摄影理论，本质是鲁迅革命文艺思想。而他自己也表示，正是鲁迅的作品，使得自己成为“革命的文学青年”。

1937年12月，沙飞在河北加入八路军，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军队里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他创办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摄影科，成为共产党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他开办的《晋察冀画报》成为共产党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他还带出一支成熟的摄影队伍。

“用摄影作为斗争的武器，通过画报的发表和展览方式去改造旧社会，改造旧画报，同时改造自己。”这便是沙飞的摄影武器论。最初，他热衷拍摄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场景，为此不惜摆拍，甚至让一整支部队配合，这些作品多充满浪漫激情。待他作为八路军干部一员，融入到根据地生活和战争节奏后，他不再介意构图必须得当，而是追求原生态的真实。他抗战时期的前后作品，从摆拍到抓拍，反映了他摄影理念的内在变化。

在最近出版的《红色影像》一书中，沙飞被称为 “红色影像”之先驱。所谓红色影像，特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逐步形成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对新中国摄影至今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影像体系。这一体系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紧密相连，以影像回应党的思想与奋斗。

历史学家高华曾说，时代的呼唤，使得沙飞从一位艺术家转变成革命宣传战士，但是他的艺术热情与人文追求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他成为成熟的党的工作者。或者说，沙飞坚持了艺术家的身份，即便冲在革命宣传最前线。我们选择了沙飞的部分“红色影像”作品以飨读者。正是因为沙飞在艺术与宣传之间经历的矛盾挣扎，使得我们拥有了更多视角来凝视他的作品。

以历史与发展之眼光看，图片是回首历史时最自然的温故，也是几代人视觉记忆真切的确证，它们无声的叙事，留下的是一个民族何去何从的弦音。我们同样也可以艺术与人性的角度，用目光抚触被定格的瞬间，那里有艺术家的沉思与关切，光影汇合成灵魂深处的呐喊，要在困难最深沉的时代，弯曲着把光明引向视觉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