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再访定西，支农队的饥饿

车过了高棱村就开始爬山，一路上坡，越来越高。路面变成了没有沙石的黄土，路在山梁上蜿蜒，路边是密密的白杨树、桦树，还有柳树。两边的山坡上是层层梯田和零散错落的小村庄，山峦起伏云雾茫茫。从山冈上可以看见右侧的中川河与那条通往华家岭乡的公路，宽阔的河川美丽如画，我已经认不出哪儿是朱家河村了。

走了大约四五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来到一片大村庄。这时山梁和公路也变得宽展开阔，路边出现了几家商铺，还看见了“牛家山储蓄所”字样的招牌。急忙叫司机停车，下车后竟然看见一块用砖砌的抹着青灰色水泥的“石碑”，上边浮雕般凸起着三个仿宋体大字：牛家山。我问老魏，这里就是你说的牛家山吗？老魏说：“就是吧，我也认不出来了，院子都不像了。过去都是土房房，现在都盖成砖房了。”何止是砖房，就在储蓄所对面，一栋框架式的楼房正在建设之中。

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心目中牛家山上应该是只有三几个小村庄。我的心突然被触动了，拿出手机拨了兰州市一位老朋友柏敬塘的电话。

柏敬塘先生是兰州市城关区文史委编辑，兰州市文史研究专家，我在十五六年前就拜访过他，后来成了知交；这些年来，有关兰州的史料和问题，都是向他请教。他曾经对我讲过，1961年的春季曾经来通渭县支农，就是在牛家山大队。

他曾详细地讲述了他的支农经历：

1960年5月他从兰州石油技校毕业，在兰州石油机械厂当了一名装配钳工。那时候的兰州石油机械厂是全国最大的石油机械厂，1959年曾经成功地制造出我国第一台钻机，全厂有五千多名工人，但1961年1月3日领导向全厂职工传达中共西北局西兰会议精神（主要是改组甘肃省委领导班子和开展抢救人命的工作）时，2798名干部和工人因浮肿无法工作，工厂停工，干部和工人回家休息，住厂的青年工人每天集中在职工宿舍半天学习，半天休息，“劳逸结合”。

休息了三个月，这年3月底，厂领导说接到省上的指示，定西地区闹饥荒，农民外流，春播无法进行，兰石厂要组织支农工作队去定西。总共组织了三百名青年工人，——干部口粮二十几斤，都浮肿得走不了路，——叫厂伙食科科长寇邦贵带队。3月30日下午支农工作队从兰州西站坐闷罐车出发，天黑时分到达定西县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一个空粮库住了一宿，次日午后大卡车拉他们去华家岭公社。

到了华家岭公社片刻，一辆卡车拉着四十人到了牛家山大队；这时天已黑尽，四十人分成几个组，在公社干部的带领下背着被褥步行赴支农点。他那个组八人，到了麦茬沟生产队老庄湾村。他说，他们不是去抢救人命的，那时国家已经发放救济粮了，饿死人的势头已经遏止，但是农民死的死了逃荒的逃荒了，总共十几户人家一百零几口人的老庄湾村只剩下五十口人，五六户人家死绝了，房子空下了，活着的人也饿得走不动路了。老庄湾村，他现在记得起来的就是个生产队长王宏宾在张罗春播的事，还有一个人称王老汉的有两个儿子是十七八十四五岁的小青年，能动弹，大的叫建刚，小的叫建军。全生产队能下地劳动的男女总共十多个人。他们是去麦茬沟生产队帮助农民春播的，政府怕地荒下后逃荒的人回来了没粮吃。他记得王宏宾家只有四口人，一个老母亲，一个嫂子和侄子，还有王宏宾；哥哥饿死了。说到这里，柏敬塘先生用通渭方言学王宏宾的母亲跟他们支农的工人说过的话：“把人饿零干了，饿殁了……”

他说，他们支农组的八个人的工作就是和生产队的十几个男女社员往田里送肥，把灶灰、炕灰、厩肥担到梯田里去。还把临时割的草烧成灰，也担到田里。然后人拉着犁播种，牲口都饿死了，是几个人拉一个犁；地上拉出沟来，把拌了灰粪的种子撒进犁沟里，再撒上灰粪，然后拉着指头粗的柳条编的耱子把沟垅耱平。每天劳动四五个小时。他们八个人住在一幢有里外间的房子里，里外都有炕；吃的粮由兰石厂的汽车从兰州运到华家岭公社，各支农点的工人去公社，按照兰州的供应标准背回来。共背过两次，是大米和面粉；没有菜，只配给盐和酱油膏。支农点上的八个人集体做饭，燃料是买生产队的树。买了两棵大树，一棵白杨树一棵柳树，花了九元钱，回厂后在厂财务科报销了。酱油膏实际就是盐和黑颜色的什么化学产品挤压在一起的黑饼子，用开水泡开调进大米粥或者面汤里增加点咸味儿见点儿颜色。树伐倒后锯成一段一段的，劈开晾干，烧火。

5月初庄稼种完了，5月8日回兰州。5月7日那天晚上，王宏宾和王老汉来他们的房子看他们，也是送别，用一个布袋子装着些洋芋块块——就是洋芋种子，已经拌了灰粪。切洋芋种子是在公社干部的监督下进行的，怕社员们偷窃；但社员们撒种时偷下埋在地里，晚上去人挖回来了，用水洗了一下，煮上。支农小组还有一点儿面粉，拿出来撒进锅里，煮成一锅洋芋汤，一人喝了两碗。喝汤时王老汉说了几句话，柏敬塘先生学着王老汉的口音说给我听：“你们来了嘛，我们的一口汤都没喝上嘛，就要走了……”柏敬塘先生还学了王老汉说的几句话：“地种上了就好得很，把你们辛苦了……你们放心走，再饿不死人了，苜蓿出来了。苜蓿出来就饿不死人了……”

关掉手机，我们往西走，汽车驶上了华家岭的西兰公路，我问带路的农民现在忙不忙，不忙的话带我们去老庄湾村，我要找一个叫王宏宾的人。但他却急着叫我们停车，指着公路上迎面走来的两个人说：“你要找王宏宾吗？这就是他儿子。”

我下了车，向他指认的那个年轻人伸出手去，问，你是王宏宾的儿子吗？年轻人惊诧不已连连后退，反问我：“你是做啥的？我不认识你。”我介绍了自己，带路的农民也作了说明，他才说他就是王宏宾的儿子，叫王雁泽，但他又说：“我父亲今春上过世了。”我问他父亲多大岁数，他说：“七十几了嘛！”我问王老汉和他的两个儿子，他说王老汉早就没了，王老汉的两个儿子也都老了。

知道了柏敬塘先生说的四个人的情况，我决定不去老庄湾村了。与王雁泽告别后我问魏成林，能不能不去华家岭乡政府而走一条新的道路回通渭县城。魏成林说：“那就回麦茬沟去，从麦茬沟南边的山梁上走，能走到北城乡的庄子梁村，再从中林山回到县城。”他说刚才在麦茬沟他认出来了，1961年的春节，他就是从中林山走到庄子梁村，再从山梁上的蚰蜒小路走到了麦茬沟，再过牛家山到会宁县的。这条路前几年拓宽成可以走汽车的乡间公路了。

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我每年来甘肃，这里走走，那里转转。这种旅行使我心动，往往是看见了某个事物，蓦然间就想到历史。七十年代第一次来通渭，县城没有一栋二层楼的房子，最高大的建筑是电影院。而现在通渭县新城区高层建筑一片又一片拔地而起。变化最大的是陇西县，几年不去就变得认不出来了，宽阔的马路，高档宾馆，鳞次栉比的楼群，华灯初放，心中不禁产生“今夕是何年”之感。几十年前的华家岭只长一些白杨、榆树和杏树，自政府提出退耕还林之后，种植了许多松柏，松树长得十几公尺高了，大片大片地成长起来，已成了风景胜地。近几年又实施风力发电工程，几十架风车高耸入云缓缓转动，拥抱蓝天白云。风车无语，注视着定西的山山峁峁，思考着什么，记录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