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本书：说龙云破坏抗战，没有道理

去年11月下旬，著名民国史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天石研究员在云南大学科学馆举行了大约2小时的一场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是《龙云与汪精卫出逃》，报告材料丰富，逻辑严谨，特别是引用了《蒋介石日记》中的大量未刊材料，为学术报告增色不少。

我听了这个报告，一方面有所启发；另方面却感到杨先生报告的基本结论，难以信服。我理解杨先生报告的基本结论，主要有两点：一是抗战初期，汪精卫经昆明出逃，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大汉奸，而龙云不仅为汪提供出逃方便，还长期与汪精卫“暗通”；二是在抗战时期，蒋介石与龙云的矛盾与发展，乃是由于蒋介石怀疑龙云“暗通”汪精卫所造成。本文围绕这两个基本结论，提出不同意见讨论，就教于杨先生。

本文认为，汪、龙“暗通”，乃汪系人马的一厢情愿；蒋、龙矛盾发展，乃龙云支持民主运动的结果。蒋以汪、龙“暗通”为借口，掩盖自己吃掉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真实意图。

汪精卫出逃与龙云的自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而作为南京政府的第一、二把手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在如何对待抗战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作为南京政府第二把手，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要职的汪精卫，奉行媚日政策，散布抗战必败的论调，成为这一时期“低调俱乐部”的首脑。在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以后，他于1938年12月18日由重庆飞昆明，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进行长时间密谈；于12月19日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最后走向投降日本侵略者的道路，成为不耻于人类的大汉奸。

汪精卫途经昆明的叛逃，与龙云是否有关，历来学术界说法纷纭，评价不一，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尚未完全弄清楚的历史之“谜”。杨天石先生在其报告中，回避有不同意见的认识，不仅认为汪精卫的出逃与龙云有关，而且进一步认为，龙云与汪精卫有长时间的“暗通”，成为抗战时期蒋介石与龙云矛盾发展的关键点。这就是说，在主张汪精卫出逃与龙云有关的意见中，杨天石先生走得更远。他的依据，主要是汪派人士的言论和未刊的《蒋介石日记》。

要说明这个问题的谜底，不能不注意到龙云自己的自述和解释。龙云在《抗战前后的几点回忆》一文中，对这一事件有较详细的说明和解释。他说：

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昆明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备处长李鸿模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深夜，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要转来的。”（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他叫曾仲鸣到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两三天后，蒋介石派谷正纲（按：据范予遂订正，应是谷正纲弟弟谷正鼎）携带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往越南交汪精卫。谷正纲由重庆飞往越南，来回都经过昆明，但都不给我知道。不久，汪即在越南发出艳电。几日后汪即遇刺，曾仲鸣被误杀。我曾派李鸿模去越南看汪，汪将遇刺经过以及谷正纲来往的事情告诉李鸿模，我才知道这些情形。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交给李鸿模带给我，告诉我他遇刺的经过及他准备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意图，并且要我响应他的艳电主张。我看了信后，将此信送重庆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到昆明，叫我将此信在各报发表，我照办了。但我注意到，杨天石先生也部分引用了龙云的解释。然而他在引用这段话后，直截了当地明确表示“这不是历史”。不加分析，断然完全否定，令人诧异。

龙云的自述和解释，由于时间关系或其他原因，对具体情节难免有所回避或不准确的地方，这是可以讨论的。但在重要的方面，大的方面，应该说大体上是信得过的。

龙云的解释，有几点就值得注意。（一）汪精卫到昆，事前由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电告；（二）汪精卫到越南，因办护照事曾致电责问重庆外交部；（三）蒋介石曾派谷正纲（谷正鼎）去越南给汪精卫送外交护照及旅费；（四）龙云曾把汪精卫到昆及去越南事电告了蒋介石。上述几点都说明汪去越南，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

据龙云之子、著名美籍华人企业家龙绳文生前与作者交谈，本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一定准确，但不会太离谱。据曾任龙云秘书、后为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蒋家骅与作者交谈，该文系由龙云口述，蒋家骅记录，由曾任卢汉秘书的老作家马子华整理成文，然后读给龙云听，一字一句斟酌后定稿的，主要事实不会有明显出入，应当是可信的。

龙绳文还与著名学者黄美真教授作过类似的交谈。据黄美真记录说：“汪精卫发出艳电，并在越南遇刺未中而曾仲鸣则被杀。先父（指龙云）当时惟恐汪一时愤激出走投敌，故尽量派人对其劝慰安抚，免生分裂，但汪去志已决，坚拒龙氏善意的劝阻。但为表其心迹及批评蒋氏一贯个人独裁及玩弄两面手法的不满，如密派党要谷正纲（谷正鼎）到越南亲送路费及外交护照的详情，写了一封长达七万多字的信件致龙。这封信先父当年从未保密，并将其裱册存案，留作后世研究抗战阶段的重要参考，那时许多政要及科研学府的名门教授看过这篇文件的人，不在少数。”可惜，后来在运动中由于“抄家”的结果，此文件即不知下落。龙绳文与作者交谈中还说，如果此文件再度发现，将有助于澄清汪精卫出逃的经过，也有助于说明汪精卫的出逃与龙云并没有什么关系。

龙云的解释与龙绳文的说明，虽然很难说不是准确的事实，但总有“一面之词”的感觉，那么我们可以再从更多的方面加以研究。

汪派人士的一厢情愿

汪精卫这一派人士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大体上都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将龙云算作汪派人士的圈子之内。

据日方谈判代表松本重治提供的资料显示。汪派人马于1938年9月与日本代表进行谈判时，即谓龙云将与汪精卫“共同行动”云。汪精卫代表梅思平说：“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进行联络。

其实，汪精卫集团把龙云算作“自己人”，“有可能是虚张声势以增加谈判筹码。”龙云与汪精卫是1937年8月初次见面才相识的，并无历史渊源。

据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侄子、汪精卫集团的重要成员陈春圃回忆说，陈璧君在1938年10月飞往昆明时，曾多次约见龙云，称赞龙云“聪明能干，明大体”，所以后来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就是根据陈璧君的意见行事的。12月18日，汪精卫出逃路过昆明时，已把“和平运动”的“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云，得到龙云的赞同。”日本人也认为，“龙云一向是汪的志同道合的人。”

而在汪精卫到昆明前，汪对龙云还有疑虑，再派其亲信周佛海于1938年12月5日先行抵达昆明，并于12月7日与龙云会晤，再探龙云的态度，龙云对此不能不有所应付。据周佛海日记载：“谈一小时半，对于抗战前途及收拾时局问题交换意见，所见大约相同，其态度文雅，识见高超，令人感服。”在周佛海看来，龙云是不错的，双方可能“一拍即合”。

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龙云为何要巧妙地安排了迎接汪精卫到昆明的场面？据陈春圃回忆，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飞抵昆明，汪精卫到昆明机场时，“看见龙云以及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他很生气地问我（陈春圃），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他已来电报关照我转知龙云，说明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此外不许我多说。我虽照着通知了龙云，他只口头答应了，但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地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一个是要“保密”；一个要造成“奉命欢迎”的场面，以表明自己并无内部勾当。两者对这一具体问题所持的态度，是令人玩味的。这说明，久于官场的聪明的龙云并没有完全听从汪精卫的指挥。

日本方面关于龙云支持汪精卫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汪精卫集团的“一面之词”。在一项勾引汪精卫叛国的活动计划中，日本人曾提到：“与上述汪之声明相呼应，云南省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云南的龙云及四川军地方将领作为同志订立牢固的盟约，但中央军三个师已开入四川，因此先自云南起义。又，广东军与其它战线的军队对此次运动也有不少谅解的人，由于中央军的监视，为了避免暴露计谋，尽可能延期起义。”该计划还称：“在非日本占领区之云南省与四川省建立独立政府，编组新军队。”这个计划，几乎完全立足于想当然的基础上，只是一种单相思，只能看作是汪派人士的一厢情愿，却难以说明龙云内心的真实态度。

龙云的两难境地

汪精卫作为国民党中央大员、副总裁、二把手，龙云在他的面貌未完全暴露前，作为地方官既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在对待汪精卫出逃事件上，龙云既不能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因此对待此事表现了“两难”的处境。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到达昆明的当天，龙云违背汪精卫的意旨，在昆明摆出“奉命欢迎”的盛大场面，其用心明眼人一看是可想而知的。当晚龙云即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以备案。第二日（19日）汪精卫乘飞机去越南，龙云向重庆国民政府又发出了加急电报说：“汪副总裁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后两日（21日）龙云又向蒋介石作了详细的报告。电报说：

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 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说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至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矣。

电报中提到，汪精卫的出走，“未说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这等于是将蒋介石一军。

其实，最能反映龙云真实态度的则是他给其心腹将领卢汉的密电。而其它的电报，则大多为官场应付文章。龙云在给蒋介石发电差不多同时，于12月22日，给滇军将领、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卢汉密电中，坦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讲了心里话。这个密电是从云南省档案馆馆藏中发现的。密电说：

汪先生前日到滇，昨赴港，愿效昔之李鸿章、今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故谓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云云。语气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闻之忧心如焚，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兄为杞人之忧，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

龙云“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可见忧虑之深。忧虑什么？忧虑的是“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国民党的分裂无疑对当时的抗战事业是不利的。从这个密电中，我们看到的是龙云忧虑之情，而不是赞成“和平运动”。很明显，这是龙云感情最真实的流露，表现出的不是支持、赞同汪的“和平计划”，而是震惊和忧虑。

无论如何，龙云并未响应汪的“艳电”，而是留在了抗日阵营中，坚持了抗日斗争。

1939年3月27日，也就是刺汪事件后6天，汪精卫又发表了《举一个例》一文，公布了随身携带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有关中日调停的秘密文件，把蒋介石对战与和的态度公诸于天下。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龙云乃于4月13日，致蒋介石长函，再度表明本人及云南坚持抗战的态度：

查汪氏前由滇赴越及发出艳电，又曾仲鸣被刺前后大概情形，均经先后电呈。近接薛伯陵来电，始知汪氏及其左右，不免在外招摇，有意簧鼓，实际上职与汪氏素无往还，此次短期接触，已稔知其人，既不磊落光明，又不忠厚安分，在其艳电发出后，职未加以攻击，犹本古人薄责于人之义，未肯论其长短，且各方正攻击汪氏，亦不必再下井投石，亦即遵钧座宽厚待人，不咎既往之旨，为留余地。但此种谣诼，对内虽自问坦然，对外仍恐不免有人怀疑，拟在相当时期，将其前后经过，完全公布，纯用事实，以正视听。盖滇省与我公同一命运，在此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敌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任何职责，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确遵既定国策，以待钧座从容应付，此即剥复之机，亦国家之幸、民族之福也。

蒋介石亦冠冕堂皇，先后派大员李烈钧、唐生智来昆考察和劝说龙云与汪精卫划清界线。龙云遂以主动方式发表谈话，表示拥护中央抗战到底。唐生智即于1939年4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说明龙云抗战态度比较坚决，与汪精卫并无牵连。电报说：“职默察渠意，似极顾大局，拥护钧座，始终不渝。”几天以后，唐生智将龙云致汪精卫的电报，表示与汪精卫划清界线，通报蒋介石。联系龙云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应该说唐生智对龙云考察的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按理，这件事应该可以画一个句号了，不过事情到此并未结束。

蒋对汪是否“网开一面”？

杨天石先生说，龙云与汪精卫“暗通”。另有人则怀疑，要么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合唱双簧”；要么是蒋介石对汪精卫“网开一面”，不过利用和瞒着龙云，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而已。

“尽管当年盛传蒋抗战、汪投敌是蒋汪双簧戏，可能是捕风捉影，但似乎有些蛛丝马迹在内。”不过，蒋对汪“网开一面”，则似乎更有可能。

汪精卫逃出重庆是有惊无险的，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为什么呢？这其实是与蒋介石心照不宣的。对汪精卫的出逃，蒋介石并没有蒙在鼓里。早在汪精卫通过高宗武、梅思平和日本勾结、准备出逃时，蒋已掌握了情报。梅思平“暗中返港、汉之间（以后国民政府由武汉迁至重庆，则往返港、渝之间）不下五六次。”汪精卫出逃，准备时间拖得较长，从1938年11月下旬决定行动方案到12月18日上飞机飞昆明，有20多天。在这段时间里，汪把特务头子康泽配给他的卫士支走了，把佣妇解雇了，后来还用汽车搬了大批行李去昆明，家里几乎搬空了，只剩下一些名酒，这能不暴露？何况汪精卫出走前，曾拉谷正纲一起离开重庆，哪知谷不仅不走，反而将情况密告蒋介石。这是陈璧君（汪精卫老婆）的堂侄陈曙风后来披露的。

当时的重庆，对出入香港和国外地区控制很严，普通旅客都要登记审查，高级官员的行动都要报告蒋介石。汪精卫和随员、家属一大群人去昆明，特务头子戴笠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而且，汪精卫12月18日上飞机，机场航检所姚悟千企图劝阻汪精卫登机未成，立即电告了戴笠，经戴请示蒋介石，蒋说：“只要他不去香港，在国内可以让他自由行动。”这一方面说明汪精卫行动已受蒋监视，另方面又说明蒋为汪的出走开了绿灯。

值得注意的是，与日本勾结联系的一个重要人物、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有关系。当时年仅32岁的留日学生，号称“日本通”的高宗武（1906年生于浙江乐清，与蒋介石有“同乡”之谊）曾派其亲信、亚洲司第一科科长、留日学生董道宁同日本人有过多次接触。

高宗武的基本观点是：“日本战是与蒋战，和亦非与蒋和不可。”后来的态势是日本与汪精卫“和平”了，而战争却继续打了下去，不要说何应钦、余汉谋、陈济棠、何键、张发奎等人毫无动静；川滇地区实力派军人也没有响应；就连一向视为汪派人物的顾孟余、彭学沛、甘乃光、王世杰、梁寒操也不附和汪精卫的行动，这就促使了高宗武的变化。

而1938年底汪精卫出逃，与日本联系，就是通过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方面的松本重治、伊藤芳男通知日本政府的。高宗武在蒋、汪之间扮演的角色，还笼罩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蒋、汪之间在对日和谈问题上，确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在一些原则、策略上存在明显分歧。既然汪精卫蓄意要走，留也很难留得住，又不能扣押、逮捕，就只好各唱各的调；再进一步则视而不见，网开一面，看看你汪精卫会搞成什么样子。只要不把事情做过头，蒋介石显然是不会采取什么行动的。蒙在鼓里的龙云又怎么知道其中的奥妙呢？蒋介石自己心里也明白，所以对龙云“放走”汪精卫，既没有任何指责，更谈不上进行处理了，只是蒋介石心里不舒服。以后蒋介石与龙云矛盾的发展，即以此为名，借题发挥，如此而已。

蒋、龙矛盾发展的原因何在？

杨天石先生在讲完了汪精卫出逃与龙云的“暗通”以后，又用一节标题专门讲述抗战时期蒋介石、龙云矛盾的发展，并且引用了大量的《蒋介石日记》未刊材料来说明，蒋、龙后来矛盾的发展，乃是蒋介石怀疑龙云继续与汪精卫“暗通”和“破坏抗战”的结果。这就使笔者更为诧异了。

在蒋介石看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龙云都在“违抗法令，破坏抗战”，而且是“中外皆知”。似乎杨天石先生非常相信蒋介石的怀疑和留下日记的相关材料。真实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与杨天石先生的意见相去甚远。

龙云的政治态度有一个历史转变过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龙云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急速的变化。抗战一开始龙云就表示了坚决抗战的决心，并愿意亲率大军，奔赴抗日前线。当时还得到蒋介石的肯定，龙云“忠贞谋国，至深赞佩”。他先后派出滇军约40万人赴前线抗战，修筑滇缅公路，部署滇南抗战，支援滇西抗战以及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支持民主运动、促进昆明民主堡垒的形成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坚持抗日是龙云一生的重要功绩之一。1962年，龙云去世时，周恩来就明确指出，龙云一生有四大功绩：抗日、反蒋、联共、支持民主运动。抗日是龙云功绩中的重中之重。1984年龙云诞辰100周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讲话说，龙云的“一生是一个光荣的爱国者的一生”。

尽管，汪精卫出逃与龙云的关系，某些细节，至今我们还不太清楚。但从总体历史叙述和龙云在整个抗日中的表现来看，“暗通”之说是难以成立的。因而说，蒋、龙关系后来矛盾的发展，是蒋介石怀疑龙、汪的“暗通”，“破坏抗战”，更是没有道理。

龙云在1945年10月蒋介石发动“倒龙”政变时，曾对与蒋介石矛盾的发展，作过以下概括的说明：“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大不了只是政治主张不同，蒋介石搞中央集权，我主张地方均权；蒋介石要独裁，我主张民主。抗战期间，昆明就是称民主堡垒。”换言之，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后期，蒋龙矛盾的发展，并不是在对抗战的态度上，而是在对独裁、民主的态度上。

1937年8月，朱德与龙云同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期间，与龙云作了深入交谈，宣传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表明中共抗日御侮的决心，龙云深受启发。他回滇后就说，与朱德的谈话，真是“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此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几个方面渠道继续做龙云的工作。因而在国内外形势影响下，龙云的政治态度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并大体按照中共的意见办事的。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派华岗、周新民、李文宜先后到云南，帮助民盟建立组织，做好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华岗经龙云同意，在滇黔绥靖公署内设立了秘密的电台，以便与延安中共中央和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联系。

在中共的争取和影响下，龙云支持民主运动的态度愈来愈明朗。例如，蒋介石特务头子康泽到昆明，要求龙云抓捕中共地下党员。龙云说：“拿出证据来，我可以办”。结果，康泽不知是拿不出来，还是不敢拿出来，此事就不了了之。特务们要求龙云镇压学生民主运动，龙云却说：学生们都是爱国的，“有些人无事找事，学生们说几句话就要根究，教授讲学也要干涉，结果越压越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其伤实多’。有些人不听我的话乱来，以后闹出事来，我就不管。”龙云的表态使特务们不敢采取公开的行动。

在昆明发生的多次民主集会、民主运动，龙云不是不管，而是明里暗里支持，甚至派兵保护，直接参与其中。昆明成为抗战后期著名的“民主堡垒”，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中共组织的领导和号召，也有广大群众的觉醒，还有龙云的支持和保护。正如王昆仑、楚图南说：“昆明一度成为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是同龙云先生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

1944年底，龙云在著名民主人士、民盟创始人张澜的帮助下，秘密参加了民主同盟，成为民主派的一名战士。龙云成为民盟盟员，对抗战时期昆明成为“民主堡垒”的事实，有着明显的关系。

由上述可知，抗战时期蒋、龙矛盾发展的主要原因，是龙云支持民主运动，而不是其它。蒋介石以汪、龙“暗通”为借口，其目的是掩盖自己吃掉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真实企图。而杨天石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解读，依据的是汪派人士的言论和《蒋介石日记》，甚至把蒋介石的话当作“历史”，过度地信任《蒋介石日记》，是令人不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