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明朝出版业

明朝的出版状况如何？估计专家们对此有具体研究。《儒林外史》中也零零星星提到一些，认真整理一下会发现，吴敬梓笔下的明朝出版业已经相当发达。

首先是书店普及。书中不少故事发生在书店。马二先生出场时住在嘉兴文海楼书店，其后又到杭州文瀚楼书坊。他还自称“杭州各书店里等着我选考卷……没奈何，只得要去”。王玉辉自己编了三部书，一直没有出版，他跟余大先生说：“要作游，除非到南京去，那里有极大的书坊，还可逗着他们刻这三部书。”可证当时书店之多。

其次是参与出版的人众多。书店自然是卖书的，但也编书。书中的马二先生、匡超人、卫体善、随岑庵等人都是“选家”，其实就是书店里临时聘请的主编。这几个人主编的内容均为科举选本，相当于今天的中考优秀作文选、高考优秀作文选之类，选一些八股文，给以批注、进行点评。这类实用教辅一般都不愁销量。匡超人自述到杭州五六年，主编的“考卷、墨卷、房书（进士的文章）、行书（举人的文章）、名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因为书店多，竞争的关系，必须多出版图书才有赚头。又因原创作品风险大，大家便纷纷搞各种选本。流传至今的明朝心灵鸡汤、唐诗选、宋词选之类还真不少。做这些选本的主编收入都不错。马二先生给文海楼批注墨卷，获得了一百两银子的报酬。匡超人第一次编八股文选，即获二两银子主编费，另得五十本样书，书店请吃请喝另算。

再有就是销售渠道畅通。文瀚楼老板对匡超人说：“我如今扣着日子，好发与山东、河南客人带去卖，若出的迟，山东、河南客人起了身，就误了一觉睡。”也就是说，有专做这门生意的人，把书籍从此地运到彼地，而且距离还不近，大概相当于今天的长途物流吧。终端销售也有提到。牛浦到郭铁笔的店里闲坐，看到“柜上有人家寄的一部新‘缙绅’卖”。郭铁笔开的是个刻字店，给人刻点图章之类，同时代售《缙绅录》（书店出版的全国职官名录）之类的书，可见当时售书方式不一而足。

出版自由也是一大特点。当时的人没什么版权概念，看到好东西谁都可以拿来印。蘧駪夫偶然得到一本高启文集，心想，此书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将其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于是加上“嘉兴蘧来旬駪夫氏补辑”字样，印了几百部，遍送亲戚朋友。蘧駪夫由此成为名士。乡下人诸葛天申有二三百两银子，想投入出版业，也搞一本八股文选，他误打误撞到季恬逸、萧金铉，三人一拍即合，找个地方就干起来。这种状况一直到民国时期还没什么变化。彼时的城市里，尤其像上海、北京这种地方，随便几个人凑一起开个书店，出版各类文集诗集外带出售。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很多人当年都是这样干的。搞出版的，都是实打实地靠产品挣钱。到了今天，出版社居然可以靠卖书号挣钱了。虽然管理部门三令五申不让买卖书号，但书号被行政垄断，属于稀缺资源，想不买卖都不行。这些费用最后自然还要转嫁到消费者和作者身上，于是有人喊稿费低，有人喊书价高。殊不知，省了这天上掉下来的书号费，马上就会有所好转。

明朝也没有出版审查机构。第三十五回中讲，卢信侯家藏《高青邱文集》，乃是禁书，被人告发。这属于事后审查。印不印是你自己的事儿，事后管不管是他们的事儿。到了清朝，开始编辑所谓的《四库全书》，这个编撰机构其实更像在做文化审查工作，把历朝历代的书搜集整理起来，按自己的意志和喜好进行增删，然后颁行天下，貌似功德无量，其实经过处理的“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巨大伤害，乃非常混蛋的做法，提起来就让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