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徵祥悲剧：想把外交办好却成“汉奸”

如果自己小心些，陆徵祥其实完全可能在历史上留下英名，而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声名狼藉。

陆徵祥并非没有爱国心。一战结束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公然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利交给日本。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三国领袖会议决定：首先，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先行转交给日本；其次，日本必须保证撤军，并将山东主权归还给中国，只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经济特权及普通权利。日本代表当时也在场，坚持后一条不能写进和约，而由日本代表口头承诺，英法美三国领袖作担保，不能向外界泄露。身为外交总长的陆徵祥没有失职，他与北京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电文沟通，虽然决定签字，但要求保留山东条款。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并非只有解决山东问题一个目标，还要取消德国自《辛丑条约》以来取得的种种在华特权，包括废除德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取消向德国支付庚子赔款，要求德国归还天津、汉口、广州租界，放弃在华公产等，这些都已经写入了《巴黎和约》。但英法坚持要签都签，唯有当时的美国政府同情中国，说如果保留山东条款不成，支持中国拒签。在中美反复争取下，英法作出妥协。6月5日，陆徵祥得到三国领袖会议秘书长通知：只要中国同意严格保密，4月30日三国领袖会议的全部会议记录可以给中国一份，其中包括日本代表承诺归还山东主权给中国的内容。至此，山东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陆徵祥迅速给北京政府发电报，政府认为可以签字。

陆徵祥也不是没有处事之才。他1871年出生于上海，1884年进入总理衙门主办的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学习外文，尤精俄文。1893年担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翻译官。1906年升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1912年3月应总统袁世凯电命，出任民国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民国外交部办公地点在前清的总理衙门，过去几十年疏于管理，胡同的下水道经常淤塞，每逢雨天便有很深的积水，外交部的官员来上班，得由差役背进大楼。陆徵祥一到任，即下令疏通下水道，彻底解决了积水问题。陆徵祥知道做事必须靠人，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宣布部内所有人员一律就地免职，由他亲自考察后再重新上岗。在这次人事改革中，他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以至于新组建的外交部居然缺员150人，就连袁世凯的侄子都被他毫不留情地裁掉了。中国官场最容易滋生的毛病是敷衍、苟且，就是只占位子不干事。陆徵祥上任后要求外交部人员必须按章办事，不能自由散漫，他自己亲自带头，这样一来，外交部的上班风气为之一变。陆徵祥很重视制度建设。他主持制订了《外交部官制》，规定设总长、次长各一名，日常事务由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参事室等下属机构负责，同时要求所有使领馆馆员、领事、副领事都必须经过外交部委托，不再由驻外公使自行携带或任命，并且使领馆的经费开支必须开造预算，报部批准。陆徵祥也很重视人才。他参考欧洲一些国家外交人员录用制度，定出了民国外交部人才录用人员几大原则，实行公开考试、选拔，同时规定外交部官员必然学会一门外语。陆徵祥的改革使一些优秀的外交官脱颖而出，顾维均就是杰出代表。

然而，陆徵祥没有得到民众的好评，后来竟然在国内待不下去，只好出走比利时，在一个修道院度过余年。他在巴黎和会上准备签字是一桩罪状。另外，在袁世凯准备称帝时，曾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 （真正签署的是十二条，而且签字的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陆徵祥还曾为取消最不利的第五条做出过巨大努力，只是陆徵祥参与了谈判，民众自然将账也算到了他身上。）是另一桩。这些罪状，哪一样都曾被国人认定为“祸国殃民”，哪一样都让人联想到历史上那些臭名昭著的汉奸。

陆徵祥的悲剧在于：他想把外交办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事情没有按照他设想的路径去走。比如：他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就是要称帝；在德国败势已定的情况下，他主张中国对德宣战，以便顺理成章地收回德国霸占的山东利权，袁世凯也没听他的。更要命的是他有传统士子的愚忠，对袁世凯的知遇感恩戴德，袁世凯当民国总统，叫他做外交总长，他高高兴兴去做；袁世凯称了帝，让他当国务卿，他老老实实去当。这样，他自己做的事得承担责任；袁世凯做的事，他也得承担责任。个人的悲剧、他人的悲剧、国家的悲剧集于一身，即使想做英雄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