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许世英案”：司法尚未颜面扫地

作者： 1917年5月4日，北洋政府的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官张汝霖、陆澄宙携带传票来到中央公园，将正在宴饮的前交通部长许世英带走。其后，检察官对许世英进行了一小时的问讯，认为许世英有受贿嫌疑，将其发交京师地方检察厅。许世英反复声明无罪，承诺决不逃跑，希望准许保释回家。地检厅拒绝其请，许世英被羁押一夜。这就是北洋时期轰动一时的“许世英案”。

一边倒的舆论反应

票传许世英的命令，出自高检厅厅长杨荫杭。杨荫杭(1878-1945)，江苏无锡人，早年入北洋大学堂，后留学东瀛，毕业后回国从事译述工作。清末因鼓吹革命被通缉而再度出洋，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学位。辛亥革命胜利，杨荫杭被任命为江苏、浙江高等检察厅厅长。1915年调任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杨荫杭性格耿直，不畏权势。在浙江任上，有恶霸草菅人命，省长屈映光与督军朱瑞受贿袒护凶犯，杨荫杭毫不让步，坚持判罪犯死刑。屈映光入京觐见袁世凯，告其“顽固难于共事”。总统机要秘书张一麐与杨荫杭是至交，屈映光不但告不倒杨荫杭，一纸调令下来，杨荫杭反被升迁为京官。所以，此次他敢于票拘许世英，并不意外。

杨荫杭票拘许世英的理由是许渎职。旧报纸说，许世英担任交通总长期间，大肆任用亲信为铁路局长，并假借调查之名要求各路每月进贡一千元。另有报纸披露，许世英卖官鬻爵，济南铁路事务所所长、徐州车务段段长、浦口港务处处长等人皆因贿赂许世英而得官位。更恶劣的是，许世英有损害国家利权的嫌疑。交通部次长王某与皮包公司华美、汉森签订十五年期的租车合同，花费却高于以往购车的价格，使国家财政损失一百万元。被揭发后，王某畏罪逃逸。交通部发生如此大事，许世英难逃干系。由此，部分两院议员在议会中弹劾许世英，许被迫辞职。次日，许世英便被杨荫杭下令票拘。

杨荫杭票拘许世英，引起许多政界人士的不满。许世英在清末任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山西提法使，民初任直隶都督秘书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等，在政坛根基极深。被传之后，许氏家族马上奔赴“北城某要人”宅邸哭诉。很快，各种电话纷纷打到杨荫杭家。杨荫杭之女杨绛回忆，当晚电话足足响了一夜，都是政界官员打来要求马上释放许世英的。次日，段祺瑞内阁召开国务会议，外交总长伍廷芳、海军总长程璧光发表了一通义愤填膺的言论，认为杨荫杭未获得切实证据，仅凭报纸的所谓揭发便贸然下令逮捕许世英，实属滥用职权，应停职交法部查办。同情许世英的部分两院议员则声称，杨荫杭此举违背约法中规定的“天赋人权”，应该马上罢官，否则将“全体辞职”。

最终，司法部长张耀曾向国务总理段祺瑞递交呈文，认为：

京师高等检察厅，将许世英传讯拘禁抄看守所，并搜索其家宅，既未奉令交办，亦无人告发，而又乏相当之犯罪证据，仅以报纸之攻击、议会之质问、道路之传闻为理由，即行传讯、拘禁及搜索，实属意气用事、违背职务，若不加以惩处，恐司法官流于专横，以国家保护秩序之法权，为个人挟嫌报复之利器，必至法厅失其信用，社会蒙其弊害。拟请将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及检察官明令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

由此，杨荫杭被停职。至于许世英，则于次日由江朝宗等人联名保释。

杨荫杭的自我辩护

对于这段历史，杨绛曾经回忆：“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实际上，这段回忆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当时的许世英已经去职，只是平民身份。杨荫杭也的确没有掌握充分证据，只是看到报章揭露其“罪证”言之凿凿才有此决定。这一点，杨荫杭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有过解释：

问：高等检察厅为什么要对许世英发出传票？

答：实行搜查处分权是检察官职权的一种，传讯是搜查处分权的开始。敝厅在管辖区内对刑事嫌疑人行使搜查职权实有法律依据。类似事件在敝厅屡见不鲜，实属例行公事，社会上对其他案件毫无异议，却对此案意见如此之大，实在令人不解。

问：国务会议上认为，高检厅擅自办案，有滥用职权的嫌疑，是这样的吗？

答：是否滥用职权，应该先看高检厅有没有检举刑事嫌疑人的职权。许世英是否有刑事嫌疑，目前属于秘密，不便答复。从表面上看，参议院对许世英进行质疑，他避不出席。交通部雷光宇、曾鲲化等书面控诉津浦路舞弊损害国家财产的情况，许世英又支吾不答。从这两件事来看，不能说他毫无嫌疑。既有嫌疑，敝厅根据法律传讯他，当然不是滥用职权。

问：为什么没有切实证据而发出传票？

答：传问是侦查的一种，侦查之前只应该问是否有嫌疑，而不问是否有切实证据。证据是判决的基础，嫌疑是侦查的前提。只有通过侦查才能得到确证，而不是先有了确证然后侦查。许世英本有嫌疑，则传讯属于正常流程，如果说在侦查之前必须有确证，刑事诉讼法则没必要存在了。

其后，杨荫杭又写了一封《申辩书》，针对顶头上司张耀曾的指责逐条辩解。他说，此案从侦查开始，传唤、询问、搜查证据并交地方检察厅继续侦查，一切都是依法办理，没有不合之处。检察官有独立办案之权。即便某案是大总统交办，如果侦查后没有发现证据，亦不必起诉。检察官如果认为某案应该侦查，即使没有大总统命令，亦可照常进行，不能认为许世英当过总长便神圣不可侵犯，不可以侦查。检察官办案，更不需要一定有人告发，可以根据报纸攻击、议会责问开始侦查。至于对犯罪嫌疑人传讯、搜查，不必一定有较显著的事实，反倒是若非经传讯、搜查便无法获得证据。如果根据司法总长的“违背职务”一语便可定论，那么以后检察官将失去对犯罪嫌疑人的侦查职权，并出现这样的情况：只要检察官认定嫌疑人，司法总长便出面干涉，使之不能侦查；检察官偶尔传讯嫌疑人，司法总长便出来干涉要求检察官拿出证据。假如拿不出证据，司法总长便要求检察官停职。那么，以后凡是司法总长的同党都可以肆无忌惮受总长的保护，而不受检察官的检举。这样，司法制度将从根本上被破坏。至于对自己的惩戒，也应该在许世英完全洗清犯罪嫌疑后才能进行。如今张耀曾不避嫌疑，一味袒护许世英，迫不及待责备检察长，阻挠办案，实在无法理解。

不过，杨荫杭也无法很好解释为何限制了许世英一个晚上的人身自由。此案最后的调查结果是，交通部次长王某等获得徒刑，而许世英是否牵涉腐败，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因此，杨荫杭票传许世英之举，的确有所谓“鲁莽之处”。司法总长张耀曾对杨荫杭的惩治，虽然操之过急，却也并非完全错误。因此，此事虽然在后人的传说中被说成是杨荫杭“追求司法独立之殇”，在当时看来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段叙述。

法律与人情的冲突

根据董彦斌著《追求稳健宪政：民国法律家张耀曾的法政世界》一书可知，关于此案，当时还有其他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当时的报章和部分议员大力揭发许世英，背后黑手其实有徐树铮，许世英案实为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产物。徐树铮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心腹，素来专横跋扈，从不将黎元洪这个总统放在眼里。黎元洪遂与许世英商议，免去徐树铮国务院秘书长之职。徐树铮怀恨在心图谋报复，获知津浦铁路存在重大舞弊内幕，遂利用京城各报与部分两院议员鼓吹言论，声称许世英牵涉其中。据说，许世英晚年也认为此事有徐树铮从中捣鬼。杨荫杭当然与徐树铮没有私人关系，只是听到这些外界舆论，出于检察官的正义感查办许世英，孰料可能暗中充当了徐树铮的“打手”，为自己惹来麻烦。

另一种说法是，杨荫杭与许世英曾有宿怨，此次票传，纯粹是借机报复。1913年，许世英担任司法总长，杨荫杭是下属，担任江苏高等检察厅厅长。时值宋教仁案发生，上海地方审判厅及检察厅正在审理宋案，杨荫杭借司法部司法改制的机会，突然下令以改组的名义将上海两厅的原班人马全部裁撤。随即，许世英对杨荫杭严厉斥责，认为此时正处于审理宋案的关键时刻，贸然对上海两厅改组裁撤，以致人员易手，可能导致矛盾丛生，不利于办好宋案。由此，许世英对杨荫杭给予警告处分。因此，张耀曾才隐晦地在呈文中认为杨荫杭有“个人挟嫌报复”的嫌疑。只是，杨荫杭在自己的《申辩书》中从未提及此事。

抛开上述纠纷不谈，此事最大的问题是，在一个刚刚由帝制进入民主共和的国家，在试图确立司法独立权威的语境下，法律与人情文化的冲突。揆诸西方司法实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已经卸任的嫌疑官员进行调查、传讯、追责，本来是常规之事，不会引起什么争议。如果侦查的结果是确实有罪，可以进入诉讼程序；侦查无罪，检察官也须得到一定惩戒。但是，中国素来有“刑不上大夫”的古训，虽然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形式上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但在现实的司法操作中很难真正摒除金钱、地位和人情的影响。只是因为被杨荫杭票传的是政府要人，在政府中有盘根错节的势力，此举便成为众矢之的。无数人在未获知调查结果之前，便第一时间将矛头指向杨荫杭，并通过各种途径施加压力，最后给其停职的处分。由此可知，就算到了民国，中国社会普遍仍存在着重人不重法的情况。

不过，事实还是好于想象。杨荫杭并未受到长久的惩戒，司法总长张耀曾不久便主动辞职。1917年9月4日，交通部代理委员长周绍昌上书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杨荫杭不应受处分。黎元洪批准此议。杨荫杭并未降等，反而是在1918年的政府铨叙中被定位一等一级。到了1919年10月7日，杨荫杭主动提交辞呈，回到原籍无锡，其中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压力。

只是，杨荫杭再未从政，而是选择成为一名嬉笑怒骂的报人，据说是看到了所谓的司法独立的假象，从政的希望破灭。但从民国初年上海方面传唤国务总理赵秉钧到庭、不久前检察院逮捕具有犯罪嫌疑的财政总长陈锦涛以及杨荫杭票传许世英，可知在北洋期间，虽然政治权力干涉司法的情况仍屡见不鲜，但司法并未完全颜面扫地，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神圣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