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若干意味深长的细节

原载《人民文摘》

延安文艺座谈会，可谓细节含深意、花絮连着“根”，它能给我们许多启示，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文艺方面有些什么问题要解决呢？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

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

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文艺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引起许多干部的强烈不满。贺龙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王震看了《矢与的》《轻骑队》等墙报上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报警”。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至于一些（至少有三个）作家提出“希望他召开一个会讲讲”的建议，可能对毛泽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决非“原动力”。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与革命工作不协调的问题，并将考虑成熟的解决方案提出来：准备以他和秦邦宪（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后来，考虑到秦邦宪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座谈会是由党中央而不是解放日报社召开的，发起人名单中便没有了秦邦宪的名字。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先后约见了丁玲、周扬等20来位文艺家，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商党的文艺方针问题。

拟定与会人员名单

哪些人员出席文艺座谈会呢？这是会前必须决定的，以便及早发出通知，让他们做准备。

当时，从上到下有这样一个共识：王实味不能参加这次座谈会。因为他三月间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专门暴露延安、矛头指向“大头子”、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的文章，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恶劣作用，正在受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他是作家，也不会允许他参会。

毛泽东找了3个人帮助初拟参会人员名单。一是周扬。周扬是“左联”领导人，奉调来延安后，初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后任延安鲁艺副院长。毛泽东对他很器重，多次约他交谈理论问题。鲁艺人才荟集，毛泽东请他提出鲁艺出席座谈会的名单。后来，鲁艺有40多人到会，差不多占了与会人员的一半。

二是舒群。当时舒群29岁，已是成名作家，原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工作。1942年3月，毛泽东点将让他担任《解放日报·文艺》主编后，与作家有广泛联系。他主要为毛泽东提供延安作家参会名单。

三是肖向荣，主要负责提出部队文艺工作者出席座谈会的名单。这3个人都协助毛泽东筹备了这次重要会议，功不可没。

名单汇集到毛泽东那里，他又作了调整，加进了他记得的几个文艺家，最后与凯丰一起审定出席会议的名单。在最后确定的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完整名单中，除了延安文艺家外，还有思想、文化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同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凡是能够参加会议的，都要求莅会。当时，刘少奇在华中，周恩来在重庆，张闻天在农村。在延安的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等均被要求出席。

党中央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预见这次会议中会有许多争论。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专门把丁玲、刘白羽找去谈话，要他们在会上站稳立场。

发出粉红色“请柬”

参会人员和开会时间确定后，中央办公厅立即于1942年4月27日赶制出席会议的请柬，并按名单发出。请柬经毛泽东审定，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的，64开大小，竖排。内容为：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这份请柬有几个细节应该注意：

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何其芳、刘白羽、金紫光、钟敬之、胡采等文学家、艺术家接到请柬，都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以往他们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则不同。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感到很光荣。

其次，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一下子拉近了领袖与文艺家们的距离，倍感亲切。同时，文艺家们对毛泽东更加敬仰。

再次，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凯丰即何凯丰，本名何克全，当时毛泽东和人们习惯称他“凯丰”。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代部长。

5月2日，星期六，与会人员手持请柬，愉快地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当然也有遗憾者，如作家金肇野。当时，他正在前线采访，接到请柬急忙起程，但因山高路险，赶到延安时座谈会已经结束。

毛泽东讲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座谈会召开时，中办小会议室内布置简朴。靠南墙有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桌子，是主席台，长桌的正面和两头放了许多椅子、方凳、长凳，大多未上油漆，没有座位号。会议没有会标。

与会者来了以后随意入座，自由谈笑，十分欢快。大家坐好以后，凯丰站起来高声说：“大家稍等一下，毛主席一会儿就来。”话音刚落，穿着灰布衣服的毛泽东和朱德等人一起从会议室的正门走进来，人们一齐站起来鼓掌。鲁艺副院长周扬等人在毛泽东身边，向他介绍文艺界的人士，毛泽东一一与他们握手，向他们问好。

毛泽东走到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面前时，未等介绍就认出他来了，说：“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毛泽东与文抗秘书长于黑丁比较熟，走到他面前主动与他握手，开玩笑说：“黑丁，你来了！你的名字不正确，你并不黑呀！”

会议由凯丰主持，他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大家都来了，开会吧！”接着就开始作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引言”部分。毛泽东首先讲了开会的目的，接着讲为达此目的应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问题，并逐一作了精要阐述。当毛泽东讲到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过程时，大家触动很大。伟人与文学家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人们引颈静听，竟忘了做笔记。何其芳后来说：“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敢于剖析自己的灵魂，当众亮给大家，我们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

丁玲让萧军第一个开炮

毛泽东讲完后，便开始大会发言。开始，会议冷场了一两分钟。这时，丁玲便对旁边的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萧曾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是个刚直而狂放的人，这一句鼓动的话语，使他激情澎湃。他站起来把袖子一挽，开了头炮。他说：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萧军越说越带情绪，没有了正确目标，而且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又叫人端来一杯。听众中有许多人对他的发言摇头嘘声，表示不满。毛泽东却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后来，萧军又讲他要做“老子天下第六”（前五为：马、恩、列、斯、毛），说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等等。

这时，坐在萧军不远处的胡乔木猛地站起来，大吼一声：“我要发言！”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尖锐的驳斥。他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很激烈。为顾全大局，胡乔木先收住了。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他开展斗争。

毛泽东作“结论”前，先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要点

5月23日照完相后，天色渐暗，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架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

为了使“结论”更稳妥些，毛泽东于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讲了准备在第三天（5月23日）文艺座谈会闭幕时作“结论”的要点。他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整顿文风，使文艺与群众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注意普及与提高，以普及为基础。同时，要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后来，毛泽东根据与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取得的共识，形成了这天晚上的更广泛的代表中央意见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

正式作“结论”前，毛泽东俯身问坐在桌子前面的吴雪：“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当毛泽东听说他是青年艺术剧院的编导，排演过《雷雨》后，又问他对曹禺的其他戏剧怎么看？交谈几句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

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接着，他又论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等。他还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最后，他说明当天所讲的，只是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