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个人性格与政治命运密不可分

原载《人民文摘》2015年第2期

汪精卫以“烈士”登上历史舞台，却以“汉奸”结束政治生命。在貌似“多变”“矛盾”的政治选择背后，潜藏着他“一贯”的性格，即在行动中常带着一种近于妄想的偏执与自信，且不乏付诸行动的勇气。然而，一旦身陷困境，就自暴自弃，缺乏强韧的意志和圆融折中的智慧。可以说，他大起大落的政治命运与他的性格密不可分。

汪精卫是民国政治史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人物。在他六十余年的生涯中，集中了“无政府党人”“国民政府主席”“民族主义者”“汉奸”“革命志士”“反革命”等多种相互对立的政治身份和立场。清朝末年，汪精卫以暗杀摄政王一举成名，成为革命“偶像”。民国初年，本享有极高政治声望的他坚持“不做官吏”，辞去一切政务，赴法留学，一时成为淡泊名利的象征。然而，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却表现出对权力的热烈竞逐。不但在当年6月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以全票当选，留下“自己选自己”的笑谈，还出人意料地成为国民党“联共”政策的积极奉行者和“左派”的领导人。1940年3月，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出任伪行政院长、代国府主席，以“汉奸”的身份终结了政治生涯。遥想早年“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豪情，可谓“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

汪精卫早年享有盛誉，很大程度上得自于1910年三四月间在北京什刹海对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行动。这一计划虽没有成功，但这种自杀式的暗杀行为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却足以令人壮怀激烈，感慕而兴起。当时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信中就有“精卫君至可敬爱”之语。随后，汪精卫在狱中写下洋洋洒洒痛斥清廷的千字“供词”，并留下十余首感怀杂诗。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困。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为代表的作品，饱含充沛的生命热情，使汪精卫成为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后来以刺杀广东将军孚琦而闻名的温生才，在行动前留给南洋友人的绝笔信中，就以他为榜样，表达希望能步其后尘的心愿。当汪精卫在狱中得知温生才遇难后，写下“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的诗句，以示感怀。

汪精卫试图诉诸“暗杀”来改变局势的信念并非偶然，而是与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和理解有关。他说：“铭自二十岁以来，所知者排满洲排专制而已，后乃渐闻无政府社会主义……数年以来，对此主义心加热矣。”他也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行动“自然以暗杀为第一义”。汪精卫出狱之后曾策动过彭家珍暗杀良弼。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汪精卫调和南北呼吁袁世凯辞职未果，终于明白“书生之不如奸雄”，后悔当初没有暗杀袁世凯。

汪精卫如此钟情于暗杀，流露出性格中的某些特征和心灵深处的某种“情结”。美国学者王克文认为，汪精卫的性格中深藏着一种“烈士情结”，总希望能得到一次为国捐躯的机会。叶嘉莹在分析汪精卫的诗词之后认为，他的生命中贯穿着一种“精卫情结”，这种情结催迫他，执著地要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个什么东西，不顾一切地要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壮烈的牺牲对汪精卫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汪精卫曾在《论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说：革命党人的将来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火中，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烈德”；釜于烈火中受尽煎熬，是为革命之“恒德”。薪和釜的用途虽然不同，为了天下苍生之饱食的目标却是一样的。那一年他28岁，对流血牺牲之“烈德”有着热切的期待，梦想着自己的生命能够像薪一样，“炬火熊熊，顷刻而尽”。这种期待，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于个体生命存亡的某种美学想象。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姿态”的背后，有着对人生至深的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