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在近代中国英雄谱上，孙中山素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彪炳史册。据其自述，自1885年中法战争中国失败之日始，他就立志推翻满清政府。此后四十年，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第一次国共合作等重大事件，孙中山为国家独立、自由、富强从未停止奋斗。

在过去一百年，孙中山的爱国情怀不断激励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抛头颅洒热血，不懈奋斗。但最近若干年，随着一些新史料的发现，随着思想解读多元化，孙中山思想、言说、行动，不断受到质疑。最严重的指控，以为孙中山往往为了党派利益牺牲国家利益，甚至有人将其行为上升至卖国。其实，如果将孙中山的思想、言说、行动，放在近代中国大转型的视角进行观察，批评者的指控并非不可解释，孙中山仍然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革命与爱国

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西方工业化的冲击，寻找一条从传统通往现代的路。用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话说，“中国能现代化吗”？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敏锐的一群盗火者、领路人之一，他对西方社会，对人类社会发展大势有深刻理解，知道世界潮流的基本趋势，知道中国必须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必须踏上现代化康庄大道。

从这个观点理解孙中山的选择，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为此目的，他可以像千百万中国士大夫一样，遵从旧权威，改良、改革、变法、渐进。但这些一一化为泡影，孙中山意识到此路不通时，他不仅有权利革命，有权利推翻旧权威，而且正当、正义，无可挑剔。

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留学归来，孙中山像儒家伦理所教导的那样，遵循修齐治平的原则，将这些原则推而广之，在家乡推动点滴改良，整修道路，装点路灯，引导乡村百姓接受科学理念、方法，迎接工业化冲击，试图通过拯救日趋衰败的乡村，以农村复兴带动社会发展、国家进步。

改良主义理想在近代中国并不容易实现，清王朝已有两百多年历史，习惯了旧有统治秩序，产生了不易克服的惰性。就像鲁迅所说，中国人喜欢调和、折中。比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打开一个窗口，大家一定不允许。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人们就会调和，愿意开窗。在孙中山踏上革命之路之前，清王朝已经失去活力，自乾隆末年以来的一百年，中国社会不论面对多大的冲击、挑战，都没有产生更激进的主张，因而那些平和的改革也就没有机会尝试。

据孙中山回忆，他之所以放弃改良主义，转变为革命者，主要原因就是对满洲人的失望。在孙中山看来，在满洲人的统治下，改良根本没有机会。满洲人的政府并不是中国人的政府，清王朝只是周边异族对中原的殖民统治。因此，中国现代化要想成功，必须推翻清王朝，重建汉人国家。

我们不能以“后世之明”指责孙中山狭隘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思想深处，改良依然是社会进步的常态，但当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时，革命就是不得已的选择。中国革命的主题，在孙中山那里，不是传统的改朝换代，重建一姓之天下，而是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熔于一炉，毕其功于一役，既要重建一个汉人国家，更要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一定代表爱朝廷。

革命与爱国，并不冲突。这是孙中山爱国主义的精髓。

国家与朝廷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中国不败而败，年轻的孙中山极为愤怒，萌发了反满思想。九年后，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看到了清军的无能，看到了列强对中国的蔑视，告别改良，投身革命。在清朝两百多年历史上，他第一个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由一个人的觉醒逐渐唤醒了一个民族。

甲午当年发布的《兴中会章程》解释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国家到了生死存亡危急关头，中国人应该站出来表达立场，“振兴中华”，“恢复中国”，重拾辉煌。

振兴中华，恢复中国，就是否认满洲人政治统治合法性。从清朝统治者立场看，这当然是叛逆，是谋反。但从现代民族国家立场看，甚至从儒家传统看，一个王朝的结束只是亡国，并非亡天下，振兴中华，恢复中国，用后来人的话说，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就是士大夫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中山勇敢站出来挑战清王朝，名正言顺，并没有伦理上的任何窒碍。

许多否认孙中山爱国主义情怀的人，一个重要理由，是孙中山为实现革命理想，总喜欢与西方、日本那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结成联盟，甚至为了实现目标，获取武器、款项，不惜承诺转让某些利益。质疑者不禁发问：这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相反？

事实上，孙中山那一代革命者自从投身革命，就不再认同满洲人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既然不认为正当，理所当然有权利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联合“敌人的敌人”。这与多年后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

1895年初，中日战争大局已定，日军完全掌握了制海权，开始大规模向中国本土用兵。中国军队在东北、山东，也确实进行一些有力量的抵抗，但败局无法挽回，台湾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举兵勤王，保卫清王朝，进而保卫中国；也有人变对外战争为国内战争，借势推翻清王朝，进而保卫中国，重建中国。孙中山既然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有权“不择手段”，变“敌人的敌人”为“我的朋友”。

经朋友介绍，孙中山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会晤，请求援助步枪两万五千支，手枪一千支，以“颠覆现政府”。

日本正在与清政府作战，为敌国，但日本政府并不相信孙中山的力量。中川认为，孙中山太年轻，“毫无经历”，难成大事。“今日之势，我（日本）国并无到处扩张势力之余地，如果说该人（孙）等举事使内地开放，我（日本）国人也不能充分扩大通商，享其权益。”基于这样的考量，中川恒次郎拒绝了孙中山的请求。

孙中山没有获得日本人的支持，起义照样进行。很多年后，有学者讨论孙中山该不该借着甲午战争的外部危机推翻清政府，该不该向敌国借力寻求帮助，以为当时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马关条约》还未签订，日本为敌国。在这种大势下，孙中山要求敌国政府援助自己推翻本国政府，显然有损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如果日本政府真的加以利用，给予支持，将会给中国造成更为严重的局面。这个说法值得注意，也很有意义，但用后来“民族国家理念”去要求孙中山爱“大清国”，这在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上无法说得通。孙中山向敌国借力寻求帮助，推翻清政府，是因为他已经不再认这个清政府为合法政府。在孙中山的概念中，他、清政府、日本政府，是等边三角形，而不是“清日两国”对立。

内争与外争

“爱中国不爱大清”，是孙中山早期爱国主义要旨。经十几年坚持，孙中山终于等来了历史机遇。1912年初，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新政府白手起家，并不掌控中国经济，其财政困难远远超出人们想象，拿不到军饷的军人不仅不会为革命牺牲，而且随时有哗变之虞。

新的政权架构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与清王朝很不一样。有了这个政权，可以渐进改良；没有这个政权，等于十几年奋斗仍然没有结果。为了巩固政权，孙中山确实“从权”处理了一些今天看来并不那么恰当的事情。

经各种关系介绍，孙中山决定向日本财团借款一千万两，承诺以招商局全部资产作抵押。1912年2月3日，孙中山在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陪同下，在南京会见充当日本政界、财界联络人森恪，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参加会见。森恪对孙中山说：

阁下也知道，当今世界乃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战场。白种人的先锋俄罗斯南下，将威胁我日本的生存与安全。为确保东洋的和平，日本认为有将满洲划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必要。今日大势，单凭中国政府之力，是无法保全满洲的。满洲命运已定，革命政府前途维艰，若不依靠地理上、历史上有特殊立场的日本之援助，断难成功。如阁下能速下决心，舍弃命运已定之满洲，一任日本势力经营，以其代偿而得日本之特殊援助，完成革命大业，日本必应阁下之要求，采取必要之手段。不知阁下之决心如何？

森恪希望以援助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为条件，换取满洲。更直截了当地说，日本人希望孙中山将满洲割让给日本。经磋商，双方达成如下共识：

因财政穷乏，在旧历年底以前如能得到一千五百万元，则能战争，革命政府不致陷入混乱。与汉冶萍公司有伍佰万借款成立，故以招商局作担保与日本游船会社、英德美国一千万元借款在交涉中，若五日内两项借款无望，则万事皆休，孙（中山）、黄（兴）将与袁世凯和议，可能授袁以政权。孙答应租借满洲，日本为防止革命军之解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外，应立即借一千万元，以终止与袁世凯和议，故孙文，或黄兴为了满洲之契约将到日本一行。钱款不到手中，恐军队解散，南京动摇。孙文答应满洲之事如有意实行，在四日之内，汇一千万元并电告，则可与袁中止和议。

此笔款项的结局还可以继续探讨，但孙中山、黄兴主导的谈判以及这个共识，很多年来一直受到“卖国贼”的指责。指责者的看法是，即便南京临时政府军队因财政崩溃而解散；即便南京临时政府因财政无法支持而与袁世凯和议，交出权力；即便革命失败，清王朝继续统治中国，孙中山、黄兴都不应该将满洲权益租借给日本，不论日本用什么样的理由。

这是后来者的看法。但从孙中山、临时政府立场看，如果得不到有效经济支持，军队就会哗变，政府岌岌可危，政权就会拱手相让给袁世凯，革命就只能继续在路上。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孙中山“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传播开来，汉人士大夫阶层一个普遍看法，就是将满洲人赶回老家去。这就像元末明初种族革命将蒙古人赶回大漠以北。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体谅，在孙中山那一代政治精英看来，满洲并不是中国本部。中国本部，就是长城以里，山海关以南。这是那个时候的普遍看法，也是孙中山愿意将满洲“租借”给日本的一个历史原因。

必须承认，中国为这个认识付出了惨痛代价，九一八之后的满洲国，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国联调查团及其报告，都为短视的民族主义上了一课。九一八之后，中国历史学家章太炎、傅斯年，甚至连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都在重新论证东三省“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事实。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是近代中国一曲高歌，也是中国从传统走出的一个关键。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利弊相伴，内争与外争，如果不注意长远，而汲汲于当前，往往会带来出其不意的后果。当然，对孙中山来说，这都是后话。

更何况，那时中国的统治者满洲人，从今天眼光看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但在清朝近三百年很长时期，汉人并不将满洲人视为同种，满洲统治者也不将汉人视为自己人。1898年政治改革期间，满人文悌敏锐意识到康有为等人创办保国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而后已焉”。他当面告诫康有为，“恐其（保国会）实生乱阶，令其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国四万万人，而置我大清国于度外”。很显然，在文悌意识中，满汉两族利益冲突，根本就不是一个种类。

至变法失败，政变发生，满汉冲突意识在两族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中成为公开话题，慈禧太后、光绪帝，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许多外国观察家均相信满汉冲突为既成事实，无法忽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孙中山不将满洲视为“老中国”的一个当然部分，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奥秘。今日执意用现在的国家理念、疆域范围指责前人，实际上就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历史问题，不能抽象地谈。历史问题，只能就事论事。抽象谈，爱国也可以解释成卖国，解释成国家权利的丢失。

孙中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对国家、朝廷、政党、主权、国土一系列问题的看法，都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话语中去理解，放到近代中国大转型的脉络中去考察，否则就很难弄清孙中山的逻辑，就表错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