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周：1949年前的平民住宅

1949年解放前各大城市房荒严重，住房紧张，连学生宿舍都成了争抢的对象。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因为农村破产，农民进城；因为内战频仍，士绅进城；因为生产力不发达，建筑技术落后，房地产开发速度赶不上难民返城和人口暴增的速度；因为货币贬值逼着有钱人在房地产市场上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使有限的住房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平民却租不起房子，甚至租不到房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三十年代前期、抗战胜利以后以及全国解放以前，广州、上海、天津、汉口、青岛、杭州等等大城市都经历过住房荒。住房荒最严重的时候，外地人到了广州如果不找熟人，甭说租房，连酒店都住不上，因为所有酒店的房间统统客满；而在另一座城市上海，每当报纸上登出一则空屋出租的小广告，立马就会有一大批无房户或者炒房客扑过去求租，谁出的金条最多，谁才能租到房子，当时的空房好像比现在的车牌还稀缺。

穷人没有金条，没资格跟人抢租，就算租到手也不一定付得起房租。他们无家可归，他们露宿街头，他们或者在寒风中冻饿而死，或者冒着被当局强拆的风险，在垃圾场上和臭河沟旁集体搭建起最简陋的窝棚。1947年冬天，广州有7200名无房者成了“路倒”。1935年夏天，上海有几十万名来自苏北和安徽的农民工居住在中山路、其美路、大木桥、曹家渡的贫民窟。

为了让城市贫民不再露宿街头，为了让农民工从黑暗潮湿传播瘟疫的贫民窟里走出来，为了让真正的穷人能够住上像样的房子，国民党当局做过努力（虽然努力的效果并不理想），建造了一批又一批廉租房。当然，当时不叫廉租房，叫“平民宫”、“平民村”、“平民新村”、“平民住宅”、“劳工住宅”，抗战胜利后又改名叫“善救新村”。

1929年，汉口市政府率先建造平民住宅，第一批包含廉租房200所，入住1600人。

1934年，上海市政府改造其美路贫民窟，就地建设廉租房350所，入住2300人。

1935年，杭州救济院建成“杭州平民新村”，位于清泰门外，有房138所。

1936年，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拨款48000块毫洋，自己又捐款两万块大洋，在广州东郊沙河一带建成“平民宫”100所。

同一年，国民党将军宋哲元“鉴于严冬将届，贫民流离失所，实堪怜悯，自捐硬洋三万元，令北平工务局觅地建筑平民住宅”（1936年第8期《国际劳工通讯》，第112页）。

抗战胜利后开始大规模兴建“善救新村”。现在长沙的浏城桥、独家山、龙洞坡、燕子岭等地，解放前全是一排一排的廉租房，它们分别叫做“长沙市第一善救新村”、“长沙市第二善救新村”、“长沙市第三善救新村”、“长沙市第四善救新村”??每一处善救新村都是一个廉租房小区，专供租不起房子的返乡难民居住。还有衡阳、杭州、桂林、柳州、绍兴、嘉兴、宁波、武汉等地，也都兴建过善救新村。

这些善救新村都由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善后救济署”投资兴建，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拨款，还有一部分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联邦等国家的无偿捐助。建成以后，交给地方政府代管。没有房子的市民向政府提出申请，经审核确实是赤贫家庭后，就有机会入住善救新村了。

国民党时代建造的廉租房究竟什么样？看看国共内战时建成的上海市中山路平民新村就知道了：

社区大门上写着“中山路平民住宅”，进入大门是一条三四米宽的柏油路，柏油路两边是一排一排的廉租房，每排房都是连体的双层住宅。住宅有大有小，大房两间（上下各一间），小房一间半（底层一间，上面是阁楼）。大房内设一室一厅一厨卫，小房只有一室一厅（阁楼作为卧室，底层作为客厅)，没有厨房和卫生间。社区中央有一座公共礼堂、一座公共浴池、一所夜校（免费教社区居民认字）、一所幼稚园（免费让社区儿童上学），还有两间公厕，供室内没有卫生间的小房住户使用。

按照规定，在这种廉租房社区里，住户可以在门前垒圈养鸡养猪贴补生活，但是不许养狗。因为狗是宠物，宠物是富人养的，富人怎么可以住廉租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