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过“国历新年”的尴尬

不知什么时间过年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经各省代表会议议决，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月2日通电全国，宣告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阳历取代中国从前通用的阴阳历(俗称“阴历”或“农历”)。作为一种过渡，临时参议院根据民国改历的精神与国民的风俗习惯，议决编历办法四条，其中之一就是“新旧二历并存”。开始时难免出现混乱。

在习惯了过农历新年的人们中出现了不知什么时间过年的尴尬了。通俗以阳历为“官历”，农历为“民历”，“新旧参用，官民各分”。岁时令节，既按农历进行农事活动和过传统节日，又按阳历进行政治活动和新节日纪念，乃至过年也是“新历之新年，系政治之新年，旧历之新年，乃社会的新年”。北京有文而黠者，撰一春联曰：“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闻者绝倒。

喜欢过土产的阴历年

民国官方为提倡阳历，规定于阳历元旦前后放假3日以表庆贺，但在阳历元旦这天，仅官署举行团拜，官场中人通柬贺新，而人民方面颇少举动，间或有具馔宴会者，亦士绅之流。官方将旧历元旦定为“春节”，一般人民拘于习惯，仍于此日举行过新年的一切仪式。官方顺应民心，在此时放假5日，以示与民同乐。

官场人士无形中亦多受影响，“催发欠薪也，预借拨付也，以便持归寓内购食品，添新衣，偿旧欠，与家人妇子围炉共坐，作吉祥语，以祈新岁幸福”。在新生活运动中，南京国民政府以阳历为“国历”，旧历为“废历”，规定春节不放假，照常上班，并在1930年春节派人到中央各部去检查上班情况，登记没有来上班人的姓名及去向，还给以处分。

时人对此发表议论说：“尽管政府当局三令五申命老百姓过阳历年，可是本土的中国人是喜欢过土产的阴历年的，即就是把‘阴历’叫做‘废历’也没有用，大多数国民是乐意废物利用的。……阳历年节除掉机关学校放三天假外，是与一般国民的实际生活不发生关系的。”

提倡过国历新年失败

出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的当代诗人、苏州人何芳洲，也有过过国历新年失败的经验。他曾写过一篇谈岁时风土的文字，回忆了自己在《论语》杂志1936年的新年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元旦书红》。

该文谈到在抗战前夕的某一年，政府厉行革除旧习，不准过旧历年。当时连阴阳合历通书(即“皇历本”)的出售也是犯禁的，只能偷偷地买卖，禁令不可谓不严，可是结果失败了，自那以后就不再提起禁止过旧历年的话。

他个人也有过失败的经验。他“提倡过国历新年”，把一切旧历年的玩意儿硬搬到国历新年，照样祭祀祖先，请家人吃年夜饭，预备了糖果碟子等着款待新年中来访的宾客，哪料国历新年中宾客没有来上门，糖果都给小孩子们劫收一空。

过了一个月光景，阴历年关到临，家里自己人先发难，说要多买些菜做年夜饭，何芳洲诧异地说：我们的年夜饭不是已经吃过了吗？谁知家人众口一词地回答说：那不算，那只是吃着玩的。他觉得“众怒难犯”，只得再来一次。又觉得不能因活人会抗议要求而变通办理，死者虽不会说话，在良心上似也未便欺侮，于是重又祭祀一番。他说：“这种痛苦的经验，使吾再也不敢遵行国历，免致徒受损失，自贻伊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