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好当又不好当

张治中多年追随蒋介石左右，处在众多文武高官注目之中。

张治中是蒋介石的心腹。蒋介石对张治中也不薄。“淞沪之战”后，张屡递辞呈，蒋不批。最后准了还要他先履新（大本营管理部部长）后再走。抗战中的长沙文夕大火，给长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张请求“严予处分”。蒋宽恕了张，枪毙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三人，只给张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1949 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下野，准备和谈。张治中处境尴尬，特务毛森声言“准备用手枪对付他！”张治中拟返回西北。蒋介石再三挽留：“我既然决定下野，以后就要谈和，你怎么能走？你应该听我的话！”

凡此种种，足见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垂青。难怪当1949 年6 月26 日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蒋介石在台北听到后摇头叹息：“别人背叛我犹有可说，文白竟然如此！”一言道出蒋、张关系之深。

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说：“（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他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和中共有长期密切的关系，另方面又与蒋介石血肉难分；既一贯主张联俄联共，又同时为国民党右派政治路线出力；政治上既有自己的主观愿望与实践，又无法摆脱国民党的桎梏。”

张治中任侍从室主任（一处）多年，素有“君劳臣忧，君辱臣死”封建思想的他，竭力为蒋排忧解难，化解矛盾（调和蒋与邓演达、白崇禧的关系），可谓鞍前马后，鞠躬尽瘁，往往还吃力不讨好。因此，有人说张唯蒋命是从，是蒋的“灶下婢”。但张治中曾说：“在蒋的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我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故此，不时爆出“婢”而不 “卑”的话题来。

1942 年，蒋介石突发奇想要访问印度。张治中首先表示反对，历数利害，认为蒋是大国元首，这不是应邀访华盛顿、伦敦，而是主动访印，接受英殖民地总督招待，不合适，无意义，还会引起英国人的猜疑。

重庆岁月，敌机常来轰炸。某日，蒋、张等坐在防空洞闲谈。张治中说，现在有种现象不好，大家不肯讲话也不敢讲话，认为“这不是一个革命党内应有的气氛，希望他（指蒋，笔者）多多鼓励大家讲话，发扬自我批评与相互批评”。蒋介石连连点头，宋美龄在座插话：“讲话是可以，但不能乱讲！”

侍从室期间，张治中与蒋介石相处得不错。张治中也有失误，某次一战区送来作战计划厚厚一摞，本应先交军令部审核，他考虑那是一个重要计划，便立刻签字呈蒋。蒋见之，批了一段：“这样的一厚本给我看，究竟你们是我的参谋还是我是你们的参谋？”张治中自感疏忽失职，但又觉得蒋有时挺幽默的，批评人也挺艺术的，不伤感情。

张治中对蒋介石的指令，有时“阳奉阴违”，有时也擅权，“越俎代庖”，也敢担当。比如一些级别不大的官员的任免，他代蒋批示，不劳蒋费神，蒋也不问。

蒋介石性情急躁，好冲动。一次外出，蒋介石见四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车上坐着一个穿便服的。蒋介石下令“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办了。蒋介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请示张怎么办。张治中说：“我负责任，把那张批示交给我吧。”张治中在蒋介石的批示后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他同时电告军法总监说：这不过是委员长一时动了气，非了得的事，“关几天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

某日，张治中陪蒋介石游重庆老鹰岩，途中四川公路局一卡车撞坏了同行的一辆车。蒋介石说，要判那肇祸者15 年监禁。张治中将肇事者关了几个月后，悄悄地将其放了。

还有许多蒋介石处罚人的事，张治中认为不尽合理，设法转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治中很注意方法和策略，在批件上说一些得体的话，给蒋留足面子，让蒋听了悦耳，蒋就不语，签个“阅”字拉倒。张治中认为：“蒋不做声就是默认。”

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张治中是从未带兵与共产党对阵的一位。1947 年张治中由新疆到兰州，遇到一些反共军事案件不好处理，他干脆到郊外兴隆山上避风。1948 年蒋介石要把西北行辕改为绥靖公署。绥靖者，剿共之别名也。张治中不干，请求出国。蒋介石不得已“允准”，把绥靖公署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这大概是全国唯一的例外。

蒋介石对张治中的“偏共”心中有数。在国共谈判中，国共双方为整编后保留军队的数字问题论争激烈。张治中向蒋介石汇报时，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蒋介石不悦，两人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马歇尔刚好进来，见此大愕：“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蒋介石忿忿然地说：“我正在同共产党的代表谈判！”张治中忙向翻译示意，不可直译，杂以他语，遮掩而过。此事一时成为内部人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