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如何反思国民党丢失大陆？

对当年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成败得失的原因，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有多种分析和总结。最早的有艾奇逊主持美国国务院时期推出的“白皮书”，分析美国在二战后为什么“失去中国”。其后，国共双方的许多领导人及各国专家、学者在著述中表达了不同观点：有人说国民党因政权腐败而丧失民心；有人说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成功直接促成了战争的胜利；有人说蒋介石用人不当，国军将领无能，而毛泽东运筹帷幄，林彪、粟裕等将帅智谋过人；有人说国民党经济政治政策失误，破坏了国民经济；还有国民党人埋怨美国人援助不利，而苏联人暗中助共产党一臂之力……这些都是原因，至于孰重孰轻则见仁见智。

国民党“大佬”陈立夫对“大陆沦陷”原因之见解可谓独树一帜。陈立夫身在国民党最高层，直接参与领导了与共产党的斗争。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陈立夫作为失败的主要责任人，或说是替罪羊被蒋介石贬出主流，远走海外，在美国养鸡（经营饲养场）多年。因此他有条件冷眼旁观，有时间“闭门思过”。1994年，年过九旬的陈立夫在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回忆录，书名是《成败之鉴》，顾名思义，就是总结国民党及自己一生的功过成败。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退守台湾，不过短短三四年，陈立夫认为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和财政的失误导致了失败。

军事上的错误他是这样说的：“日本人投降时，总裁派何应钦将军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将军，我建议他要求日本人的军队，帮我们防守两条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与由汉口至北平之津浦与平汉两条铁路，使日本军队帮我们防守这两条铁路沿线地区，我们的军队就可开往北方去，因为我们的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将军忽略了我的建议，致使我们的军队须经上海，由海道运往天津、北京，白白浪费许多时间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调度的机会，这是很可惜的事。”他还写道：国民党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日本投降后，没有收容敌后打游击的队伍，“当时这些在北方、在东北打游击的部队，都是本党同志，后来军政当局或许受了国防部次长共奸刘斐之影响，不要这些游击队的兵，引起了他们的怨恨，这些人心里想：中央军队和日本人作战时，我们在日本人后面打游击牵制他们，不无有功，到现在天亮了，我们也应该有个归宿呀！现在中央却不要我们，那我们跑到共产党那里去算了……这种损失，是无法补偿的了，为渊驱鱼，是等于壮大了共产党，使他们平白增加了好多万人。”

陈立夫认为第二项败因是“我们的财政金融没有搞好”。他说，日本人每占一个地区，就用一块日本军用券兑换一块中国政府的法币，让人们不觉吃亏，日本人用这种办法逐渐收去了中国的法币，让日本军用券在沦陷区流通。后来汪精卫组织伪政权以后，发行一种伪币，一万军用券可兑换五千伪币，等于贬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竟规定两百元伪币换取一元法币，这一错觉，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二十五元法币了，而这个时候的法币早已贬值了，所以原有一万元法币的人民，只剩贬值的二十五元法币了。”陈立夫批评宋子文说：“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由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五块贬值的钱了，这不是替共产党铺路吗？还算什么财政专家呢……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这是我们财政上犯的大错误，当时政府不应该去占这种便宜。”

陈立夫概括说：“这两大失败，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

陈立夫总结的两条确实是国民党的败因，但不是他所说的“最大原因”。他身在其中很难客观，又因国民党派系林立，也难免有门户之见。

陈立夫青年时代曾留学美国，但基本上是遵循“三纲五常”的中国士大夫，他很自然地看不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有点儿东洋作派的何应钦，更不喜欢在哈佛大学受教育、整个西洋范儿的宋子文。如果说他与前者是谋略不同，与后者则是“文明的冲突”。尽管陈伯达代表毛泽东把陈立夫兄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一道“封”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但陈立夫在国民党内最不满意的人却是宋子文。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国民党失败的两大原因后，还多说了几句——“任用人才要特别谨慎，治大国必须有大量，见识小、度量小的人，绝不能治大国的。又如果他中国书很少读过，他写的说的都是英语，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国了。”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知道这话说的是宋子文。

与同代人更不同的是，1900年出生的陈立夫有幸活到了21世纪，同代名人大概只有蒋夫人宋美龄可比。陈立夫比同时代的毛泽东、蒋介石等人在人世多待了二十余年，而这期间世界巨变，陈立夫目睹了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亲历了民进党在台湾执政，同时还看到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世界大变局。这本回忆录浓缩了他一生的经历以及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观察与看法，时空的广阔使他有不少有历史纵深感和放眼全球的真知灼见，但他在谈论国民党败于共产党并检讨责任时却不够豁达。

人大概总是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