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迷离：章含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一段时间，名人、明星纷纷著书立说，记述自己的婚恋、婚变故事。这本来无可厚非，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人爱看，自会有人去写。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和洪君彦的《不堪回首》，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二人都谈到了历史。章说要“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洪则说要“还历史本来面目”。读了二位的书，人们不由得对大红门内的历史画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文革”遭难

章、洪婚变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有伟大领袖的介入。那是在一次高层会议上，与会者有周恩来、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章含之以翻译身份参加。由于相继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那天毛泽东异常兴奋，古今中外，谈笑风生。突然，他“话锋一转”，直视章含之，语出惊人：

“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章含之以为在开玩笑，毛却认真地说：

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有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

此时的章含之，“心头一酸，哭了起来， 边落泪边说：‘主席，别说这事，好吗？’主席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自周总理起的几个领导都愣愣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十年风雨情》）。

这令人心酸的一幕，连周总理都震惊了，毫无疑问也打动了读者。对那位负心丈夫，人人切齿，对忍辱负重的章女士个个同情。那个时代，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军国大事尚且一言九鼎，何况这区区离婚。所以，当章含之说“主席，你批评得很对，我回去就办”时，读者无不人心大快，既为章女士摆脱了婚姻困扰而庆贺，又为伟大领袖的英明睿智、体贴入微而赞叹。

不料，沉默了几十年的负心丈夫，于今爆出新料。原来在“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之前，那男人的女人早“已经同别人好了”。用洪先生的话说，是章含之“红杏出墙”在前，洪君彦“牛棚作乐”在后。说实在的，此类故事所在多有，比明星绯闻逊色多了。但因为章女士把它和伟大领袖联系了起来，故事情节一旦有变，自然就令人惊诧莫名了。

章、洪婚变源于“文革”，故二人都谈到了“文革”中的灾难，这灾难也和大红门内的那个四合院有关。章说：“这个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温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些可怕的岁月。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许回家。家，这时成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避风港也没逃过一劫：

那天晚上……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红卫兵就押着妞妞的父亲冲进了院子里。他们把他剃了阴阳头，勒令他低头站在院中，数落着他的罪行。最后，就点到了父亲头上，……父亲不肯低头，一个女红卫兵对他挥舞着皮带……（《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文革”中出入红太阳身边的章含之，居然也有“可怕的岁月”。据说，她被揪出来后，“我昔日的同事中有人喊着口号要置我于死地，我昔日的学生中有人突然斗争我，指责我是他们的敌人”。“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这些回忆，使人止不住对章女士的遭遇掬一把同情之泪。然而洪君彦的书中却写出了另一个故事：

自从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即使回到家里，因为怕吓着女儿也整天戴着帽子。但洗脸时不得不脱帽子，却不小心被当时只有5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号啕大哭，抱着我的腿说：“爸爸，我不要你这样，我不要你这样……”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

章含之“最温暖的避风港”，对于洪君彦无异于冰窖。而当洪的哥哥劝章在君彦“最困难的时候，要多关心他”时，章却回答：“要是他真是修正主义分子，那我是要和他划清界限的。”这几句冰冷的话语，杀伤力怕是远远超过那些口号。无怪洪君彦说：“妻子加给我的痛苦、羞辱，比红卫兵加给我的沉重千倍。”（《不堪回首》）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洪、章这类遭遇，尽管本人“刻骨铭心”，在“文革”大潮中却不过是些微小泡沫，惊涛骇浪多着呢。但二人的回忆和反思，却使我悟出一个道理。四十多年来，大家反思“文革”都在用同一个公式：先描述自己遭到的残酷迫害，然后愤怒控诉“四人帮”和造反派，仿佛“文革”就是那四个人领着一帮匪徒在迫害十亿人。事情恐怕远非如此简单。据我所知，“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相当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同时也迫害过别人。比如，被张春桥、姚文元打倒的陈、曹，也曾在市委书记处会上“一致同意”揪出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详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六十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李井泉是较早被揪出的方面大员，其子李明清在北航被活活打死，遭遇不可谓不惨。但正是他，“文革”初期抛出了马识途，并且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领导干部尚且如此，革命群众更不消说了。曾几何时坐在主席台上耀武扬威，转瞬间便被满街游斗。“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一场空前（但愿也能绝后）的大灾难，确实值得认真反思。但我觉得，与其控诉别人如何迫害自己，不如反思自己如何迫害别人。我们敬重周扬，不是因为他曾在秦城监狱里受苦受难，而是因为他出狱后，逢人便赔礼道歉。

“批周”会上的“小人物”

1973年是周恩来命运多舛的一年。1月13日，因膀胱癌恶化，排出大量鲜红的血尿。3月10日，他住进玉泉山施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令人欣慰的是肿瘤甚小，术后几天尿色就清澈透明了。总理很高兴，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烤鸭宴”答谢医生护士，他以为自己已经康复了。

不料，7月和11月，两次“批周”，使周的病情急剧恶化。第一次“批周”后，再次发现全程血尿，膀胱癌复发，大夫的意见是立即住院。但接踵而至的第二次“批周”会，使大夫们只能望病兴叹。二次“批周”后，肿瘤迅速增长，每天的出血量由几十毫升到了二百多毫升，周恩来终于告别了西花厅，住进305医院，直到去世。

两次“批周”，章含之都是近距离的亲历者。别说是大红门内的历史，就是在共和国的历史画卷上，这两次“批周”都可算得上是浓重的一笔。我们多么希望在章的书中能看到这段历史的真相，遗憾的是，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被凄美、哀艳的浪漫故事掩映得面目全非。

第一次“批周”源于外交部《新情况》上的一篇文章。周恩来第一时间看到了该文，十分赞赏。可当有人把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时，毛却勃然大怒。7月4日，周去玉泉山治疗，毛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说：“你们两位是负责（十大）政治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我请你们来谈几件事。”于是海阔天空地讲了一席话。其要点是——

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原话是“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

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的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的讲话。周遵命主持会议，传达了对自己的批判。其实，早在7月2日夜，王海容已经把谈话内容通知了周恩来。而章含之知道此事比周恩来又早一天。那是7月1日下午，章在政协礼堂开完章士钊治丧会后：

一辆汽车疾驶过来，我当时的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急匆匆找到我，说来给我“打招呼”。她说在我离开北京的一周内（章要去香港迎父亲骨灰）外交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要受批判。他说要我有思想准备，究竟是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十年风雨情》）

和周恩来不同，王海容是把章当“自己人”来打招呼的。她希望章站在毛的一边，和周、乔他们划清界限。但那时，章和乔已然打得火热，用章对乔的话说：“如果你是贼船，我早已上了这只船，下不来了。”因此，在那次“批周”的过程中，“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而我却必须周旋于两种势力之间”（同上）。

“周旋”一词用得十分巧妙，仿佛章是在批与被批之间。而行文中，章更巧妙地把自己划进了被批的一方。事情果真如此？非也。章提到“批周”时上边传下来的话，说“外交部是独立王国”，“外交部要掺沙子”。自称“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章含之，是否也是掺进来的沙子？此事怕是路人皆知。只是不晓得，这一次是沙子被带上了贼船，还是贼船靠沙子上了岸。章虽不便明说，细心人仍不难看出端倪。

“批周”后周恩来没有参加十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而“冠华被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报告的外交政策部分”，那一部分恰恰是“批周”的主要内容，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形势。“开完十大，冠华当选为中央委员”，按章含之的说法，这场斗争“莫名其妙地逐渐消失了”（同上）。

然而，“批周”却并未消失。第二次“批周”，源于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士谈话，对周恩来在会谈中的“右倾错误”严加申斥：“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毛亲自拟定列席政治局会议的名单，即四老：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小：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章由此成了“批周”会上的“小人物”之一。

从11月21日到12月5日，政治局天天开会“批周”。会议是怎样的惊天动地，只有参加者才会知道。但章含之却说：“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昨日旧事残梦》）被与会高层人士慨叹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会议记录，据说已经付之一炬了，而参加会议的人却宁肯让局外人去研究，后人又怎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呢！

作为局外人，我们只能从相关人员的回忆中，感受到会议的紧张、激烈。

一次，警卫战士张树迎进会场送药，见“总理单独坐在大厅的一个角上，前面搁个茶几，一人孤零零地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中。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完全是一个批斗的架势”（《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目睹现场，“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周恩来卫士回忆录》）。

每天散会后，“（伯伯）总是面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有好多次都是张树迎和高振普迎过去，赶紧用双手插进他的腋下，几用尽全力架着他挪步上电梯” （《我的伯父周恩来》）。

“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限吧！”（《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在会场外，周的警卫、保健大夫也备受冷落，“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彼此目光接触……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同上）。

随员们甚至做好了蹲大狱的准备：“我们的直感是……像要动手杀牛了。” （《周恩来卫士回忆录》）

别看是政治局会议，左右形势的还是“小人物”。就是调门最高的江青，也免不了不得要领。如她说周是霍查，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显然是把上次“明灯”的谈话挪了过来，急得一位小人物悄悄拉了她一把，说“把问题弄反了，搞颠倒了”。小人物比政治局委员还明白，盖是身份使然，王海容、唐闻生是毛泽东的联络员，口衔天条，自然了得。张颖听一位与会者说，周恩来癌症在身，右手发颤，想让一位小人物帮忙记一下。那位小姐杏眼圆睁，怒斥道：“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外交风云亲历记》）

忝列“小人物”的章含之，自然比不上联络员风光，充其量不过是“偏师借重黄公略”罢了。但章和乔的批判，恐怕也可圈可点。章曾这样剖析：“我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此话倒有几分当真。章和乔确实是为了前程而批周的，但当时究竟是真心还是违心，现在已无从查考了。至于做一点减轻压力的事，那原本不难，譬如叶帅，散会后会找到张佐良（总理保健医生）用力握一下手；纪登奎则会悄悄地问张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一握手，一句话，暖遍了周家人的心。章和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乔冠华是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到关键时刻，也是真刀真枪啊！倒是江青的护士小赵，总理不过是解了她一次难，“批周”时她竟在大会堂对着张佐良说：“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张要她轻点声，她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怕坐牢！”相形之下，乔的表现未免令人寒心。

据章说，1975年一次会见外宾后，乔曾向总理痛切剖析1973年自己的懦弱，并得到了总理的谅解。但就在那次会见后，工作人员要求与总理合影，章、乔均在合影人群中，照完相，总理忽然大声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点乔。我也想，周大概不会去说那些工作人员吧！

我很欣赏章书中的一句话：“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虚伪和背叛。”没经历过疾风骤雨的政治斗争，断然写不出如此深刻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