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谈田家英与陈伯达

对于中共党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前辈，我是久仰大名，二十多年前在干校当年轻的五七战士时，就读过他的书，但一直无由同他过往。他的文章给了我一个登门拜谒的借口和机会。就在我寻觅于先生的家门时，我和他又添了一层文字交道。我写的《田家英的最后岁月》一文被《新华文摘》转载，于先生看到了文章，又勾起了对老朋友音容笑貌的诸多记忆，勤于笔耕的他旋即写了一篇《〈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正是由于田家英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于光远前辈的距离，我们便顺着这个话题说开来。

于先生认为我笔下的田家英有些过于凝重，而田家英在他的记忆中，印象更深的是聪明和顽皮。也许是因为他们相识时都年轻，所以于光远对田家英最初的记忆，是他毫无顾忌地讲述自己在四川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偷老板的钱。田家英告诉于光远：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里有现成的黏性很强的药膏，把药膏涂在细细的竹棍上，从钱柜的缝中塞进去，把柜中的硬币纸币黏出来……于是这个同老板捣蛋的聪明顽皮形象，成为于光远对田家英抹不掉的记忆，尽管他后来脱颖而出，得到中共最高领袖赏识，成为党内不可多得的“秀才”。

“你知道吗？田家英特别怕蛇和像蛇的动物，怕到了闻之丧胆的地步。如果有人告诉他某本书中有蛇的图片，他就没胆量打开这本书；如果有人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到他面前，他会吓得逃跑。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同窑洞的好朋友曹葆华恶作剧地骗他，说他背上有条蛇，他顿时面无人色的表情，逗得我哈哈大笑，而此后很久他都不理曹。当时他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了，可每遇此情此景，总觉得他更像个孩子。”

我想，作为自谓与田家英有着“无话不谈”情谊的于先生，对田家英的追忆应该是可信的。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田家英在中南海时喜欢逗孩子，要孩子们叫他“田老子”，有个小孩子还在口齿不太清楚的年纪，老叫他“田老鸡”。于先生说：

“延安时，田家英周围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儿子’。我刚认识他时，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这样叫，他并不生气。”后来，当我将于先生的关于田家英的谈论告诉父亲时，父亲说于先生对田家英的感觉是准确的，不在领袖面前，不在工作时间内，田家英的确常常露出他调皮的习性，简直就像另一个人。

“田家英和朱老总的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关系都很好，跟陈友群在一起就打闹，玩笑开得没边没檐。”父亲说：“在和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部下打牌时，他会悄悄地偷牌藏牌，被捉住时，会哈哈笑着抵赖；下棋时会悔棋，对一子得失叫真儿，甚至在难以挽回败局时掀棋盘。这些不拘小节的调皮，似乎跟领袖大秘书、党内大手笔的形象相去甚远，可这确是真正的田家英。”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也许是习性所至，田家英在比较亲近的朋友面前，会开心地讲一些自己令人吃惊的调皮捣蛋行为；甚至在谈论政治时，也会用一种滑稽的态度、诙谐的语言，去表现他的惊人的观察。因此，于光远前辈认为田家英这种性格，实在不适合给毛泽东当秘书。

“您这种说法，我还在其他人那里听到过。但我听有些人的口气，似乎是在指责田不是个很合格的秘书，认为秘书不该有太多个人的见解和思想。”我说道。

“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警惕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是他的悲剧。”

顺着田家英是否适合作秘书的话题，自然地就说到了毛泽东的另一位大秘书，田家英同其打了多年交道的陈伯达。我说我是在写田家英文章的过程中才了解到，田和陈长期不和。田家英与陈伯达的龃龉直可追溯到他俩的第一次接触。田和当时中宣部的其他一些年轻干部，参加了陈伯达写作《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班子，为该书的查阅核对摘录资料及行文，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书成之后，陈伯达不仅未对这些年轻干部表露丝毫谢意，反而以“你们干了些什么？”的询问，将他人的辛勤劳动一笔抹杀。

于光远前辈对我说，田家英的确和他一起议论过陈伯达，田对陈在毛泽东面前的虚伪表现尤为鄙视。他曾向于光远介绍了陈伯达的所谓“农村调查”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历来提倡调查研究，陈也以喜搞调研标榜，可他又怕吃苦，不深入农村，舒舒服服地住在城市招待所，派人下去调查，自己只听听汇报。随后装模作样地走一下，就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议。陈不是真心搞调研，而是揣摩毛泽东的思想动向，然后搞些材料写文章去投合，因而有时由于把毛泽东的想法猜错了，写出的东西受到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批评。

“后来我去天津，恰逢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做调查，亲眼目睹了陈氏调查法，果然同田家英说的无二致。陈住在天津遵义道的别墅里听汇报。我去时他正给大家大讲佛学，讲‘阿弥陀佛’，而没有言及自己调查后的思索。”

“其实，我对陈伯达其人也早有自己的看法，那是一个由闻名而钦佩，由见面生好感，继而好印象一扫而光构成的过程。他让我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一回令人吃惊的虚伪。”于光远说。

“我对陈伯达的认知，明显地烙有林彪事件后的批判印迹。可后来听有些人说起陈，并非那么劣迹昭彰。因此对您说的这个过程，愿闻其详。”

一九三六年秋季，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艾思奇的《中国目前的新文化运动》两文几乎同时在北平、上海发表，于是引发了“新启蒙运动”。那一时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鼓吹民族自强，科学民主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文章和小册子。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更名为《大众哲学》后一版再版，陈伯达的文集《真理的追求》也为世人瞩目。

于先生说：“我当时非常赞赏对新启蒙运动的提倡，并在那时阅读到了这些小册子，对陈伯达的名字记忆更深了。在他这些著述中反映出的学识、见解，还是令人钦佩的。彼时我依然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抗战刚刚胜利，《解放日报》连载陈伯达著的《中国近代地租概说》。于光远认真阅读了此文，感到陈伯达在言及资本主义地租时，引用的都是千家驹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所汇辑的是封建社会的地租率和利润率，这说明陈伯达没有认真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没弄清资本主义地租同封建社会地租存在很大差异。于是，于光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有两三千字的长信，对其文章中的错误，做了逐条批驳。

陈伯达接信后，立即给于光远复了一封信，邀于到他在杨家岭居住的窑洞会面。于光远预想这次见面可能会有一场辩论，就带上了《资本论》，准备在辩论中向陈伯达指出，在《资本论》某面某段，马克思是如何论述的，陈伯达的某个观点是与之不符的。

可见面后，陈伯达非常谦虚，一个劲地称赞于光远的意见很好。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学好。你对我的批评，是很好的教育，令我终生难忘。”

当时的陈伯达，已经是党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自忖不过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故而面对陈伯达这种虚心纳谏的态度，更生出一层好感。会面便由预想的辩论，变为随意的漫谈。

大约一年后，陈伯达连载的文章合辑成《中国近代地租概说》一书，于光远得到一本，仔细一读，发现当初向陈伯达一一指出，而又被陈伯达虚心接受的问题，一点也没改，原封不动地印在了书上。

“我对陈伯达的所为，只能用惊讶之至来形容。他嘴上说得那么好，可内心根本不接受。不接受可以争辩嘛，我觉得那是很正常的；如果他是出于不愿与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争论，也可以说‘你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嘛！”于先生对此事的叙述画上了句号。

许多与陈伯达接触稍长的人，都觉得他虚伪，但于先生第一次同他过往，就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实在是一种“殊荣”。这笔老账，在文革中又被陈伯达翻出来了，又让于光远领会了“令我终生难忘”一语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身兼数职，中央马列学院（后更名中央党校）常务副院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同时，他还兼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成了于光远的上司，这使于有更多的机会领教其为人。

一九四九年九月，艾思奇、胡绳等人创办了《学习》杂志，自第二期以后，于光远出任该刊总编辑。在“三反”、“五反”期间，于光远将总编辑一职移交老同事和朋友王惠德，他向王谈起自己的一种见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两面性。王对于的见解表示赞同，并决定围绕这一专题组织系列文章。结果，艾思奇、吴江、许立群和于光远各写了一篇。

文章分两期发表后，社会上有些反映，说《学习》是中宣部的刊物，发表这种观点的文章，是不是说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又有什么变化？

“我估计很可能是陈伯达向毛泽东打了小报告，毛泽东对《学习》提出了批评。我这样估计，是因为一九五五年我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看到一封胡风一九五二年写给路翎的信，提到陈伯达就《学习》杂志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而我正是在中海边陈伯达的寓所附近，听了由他传达的毛泽东的批评：《学习》杂志发表的文章，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是极其幼稚的，中了托洛斯基左倾思想的毒。”

如今回溯此事，于光远说：“那时不可能去琢磨，从来就没读过托洛斯基的什么左倾言论，怎么会中他的毒。但领袖要求杂志做澄清思想的工作，我们便马上检讨自己，并组织批评自己观点的文章。”

“当时，来了一篇冯定的稿子，文章的观点和我们的很近似，由于时间来不及了，便突击将冯的观点改成对我们持批评态度的。把赞同一种观点的文章，改成批评一种观点的文章，还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真费了不少力气，稿子搞成了个大花脸。改完了，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改了篇名，内容没怎么动，通过了。

“因为《学习》是中宣部的刊物，所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为此做了检查，但部里并没对出题组稿的于光远和王惠德做什么处理；团中央的许立群也没受批评；华北局的吴江也没挨批评；唯独艾思奇，在中央党校被整得够呛。陈伯达，是热衷于整艾的人之一。”

“听说五十年代后期，陈伯达又和您过不去了一回？”

“呵，那是中宣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陈伯达讲话，又反复念叨他是‘小学生’、‘小小老百姓’。和我坐在一起的王惠德忍不住说：‘你听，他又来这一套了，真虚伪！’不想这话被坐在我们前排的陈的秘书听到了，但他错以为说话的人是我。陈听了秘书汇报很生气，要当时负责中宣部常务工作的胡乔木批评我，可胡没有那样做。当时陈的秘书是听错了，但他并没有冤枉我，因为我内心也是那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