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运动游击战有错误”问题的由来

八路军华北抗战初期的“运动游击战”问题，长期被认为是“有错误的”。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一问题至今未能予以澄清。

“运动游击战”这一概念主要产生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所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上。当时提法也不尽相同。如周恩来讲，“还是运动游击战好”；彭德怀则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切不可分开的”，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刘伯承亦谈了“游击与运动要配合”的观点。

那么，“运动游击战”问题又究竟是如何成为“错误”的呢？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问题。

问题是由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中革军委华北分会）颁发的“训令”引发的。1937年10月8日的华北军分会训令中的第6部分指出：“在目前晋北决战当中，我们虽然在决战的军事上仍然不能起到决定的作用，但我们正确的运用运动游击战对敌侧后的袭击与捣乱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供给的积极行动以打击钳制分散敌人配合友军歼灭敌人……反对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这一段中提到了“运动游击战”、“失败主义”情绪和“宿命论”，是后来引发争论的主要内容。

开始毛泽东等认为华北军分会“训令”的错误并不是错在“运动游击战”问题上。毛泽东、张闻天在致彭德怀等前方领导人的电报中曾明确指出：“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错在哪里？电文中未具体说明。到1937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方讲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指出：“‘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与太原军分会（即华北军分会）精神不相冲突。”问题出在哪里呢？毛泽东接着指出：“公开批评中央是失败主义是不对的，因怕中央不同意而不报告中央是不好的。”关于第二点批评意见，是指当时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中央代表等系统的负责干部在太原对一些重要问题有分歧意见，军分会没有将情况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因而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好的。训令中说的“失败主义”、“宿命论”也是有针对性的。朱瑞和杨尚昆在1945年3月12日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曾经讲到了这一问题。当时在太原的一部分中共中央领导干部对于要不要配合国民党军打仗，发生了争论，争论发生在刘少奇和周恩来、弼迅时之间。刘少奇主张八路军应分散打游击，发动群众，太原反正是保不住的。周恩来、任弼时则主张八路军还是要在保卫太原中配合友军作战。军分会训令中的宿命论等，批的是刘少奇。从毛泽东以上讲话中可以看出，关于华北军分会训令中的“错误”，与战略方针问题原本毫无瓜葛。而且，自此之后到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彭德怀等领导人无论是写文章、作报告、发指示或者是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始终没有停止使用过“运动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之类的提法，在实际斗争中也没有放弃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的主张。

使“运动游击战”成为问题的是在延安整风时期，特别是在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有人将争取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对立起来，并与军分会训令相联系，认为只要是强调争取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就是主张以运动战为主，就是否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就是违反洛川会议精神。彭德怀等不得不对此作了自我批评。此后，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这一条也就成了彭总的“罪状”之一。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些老同志想淡化这一问题。例如：1982年6月3日，陆定一在致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谈了这个问题。在信中，他虽然希望将这一问题淡化，将战略战役行动与思想加以区分，认为当时八路军在行动上执行了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但他仍未能完全摆脱历史上沉淀下来的说法，认为在战略运动的指导思想上仍有人“主张运动战为主，当然也要进行游击战”，如“林彪他们”。并且他对这种主张也加以限制，指出“平型关一仗，使全军知道，运动战好是好，但损失太大，所以以后一个长时期我军不打这种仗，以游击战为主了”。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出师前后所打的第一仗，如果第一仗以后就不再打运动战了，那么所谓“运动战为主”的主张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对此问题的批评也就可以停止了。然而事实不是这样，因为引起争论的军分会训令正是在平型关作战以后发出的。而且八路军对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一刻也未放松过。所以一些同志试图淡化一下这一问题的设想，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