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如何由“红”变“白”？

1937年2月，斯大林召见即将回国的蒋经国，交待他回国的明确任务是促使蒋介石“向左转”，与中共和苏联合作。同年3月，蒋经国全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的陪同下，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在海参崴，蒋经国最后一次致电苏共中央，表示“会恪遵党纪”。

被指有“共产作风”

蒋经国回到上海后，提出与父亲见面的要求。或许是被儿子的公开决裂伤了心，或许是想让他反省一下自己曾经的“幼稚”行为，蒋介石起先拒绝与蒋经国见面。后来经吴稚晖从中游说，父子俩才得以会面。据说两人见面后，蒋经国二话不说，先跪下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

父子二人冰释前嫌，蒋介石把蒋经国介绍给妻子宋美龄，还亲自给儿媳芬娜取了中国名字“芳娘”(蒋经国后来将其改为“方良”)。此后半年，蒋经国一直在老家与生母毛福梅一起生活，闭门接受中国传统经典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再教育。蒋介石相信，只有孔孟之道、儒学经典，才可以涤除苏共对蒋经国的影响。

1938年初，蒋介石把蒋经国委托给了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上任后，立即在全省各地展开突袭式巡视，搞得国民党地方官吏鸡飞狗跳，纷纷向熊式辉表示不满。熊式辉为此成立了“江西省地方政治讲习院”，将蒋经国调为新兵督练处处长。在这一职位上，蒋经国同样毫不含糊，不仅雷厉风行地处死逃兵，还对农村招募来的新兵提供具体帮助，以解除其后顾之忧。

此时的蒋经国依然保留着共产主义的红色思想，这也体现在他的日常工作中。蒋经国曾邀请苏联军事顾问到南昌反法西斯集会上演讲，他本人还受邀到新四军驻南昌联络办事处演讲。这立即为他招来了许多非议，越来越多的国民党要员形容他有严重的“共产作风”。蒋介石在流言之下，交待特务头子戴笠插手此事。戴笠派手下文强每个月跟蒋经国见一次面，向他介绍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现状，教他在国民党内的生存之道。文强与蒋经国年龄相仿，两人聊得很投机，到后来几乎无话不谈。最初，蒋经国当着文强的面，一再用“大资产阶级”这样的词称呼孔祥熙和宋子文，在文强的几次劝说下，才慢慢改变。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三青团”)，蒋经国兼江西省支团主任。这是蒋经国派系正式形成的开始，日后该派系成员成了蒋经国在台湾的重臣要员。

赣南“新政”，初显政治手段

1939年3月，南昌沦陷，国民党省政机关南迁。1940年初，蒋经国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第四区又称赣南，涵盖了整个江西南部的11个县，人口约200万。因为土地贫瘠，加上盗匪横行，民众生活非常贫困落后。蒋经国到任后，立刻有系统地遍访辖区各个角落，对当地情况有了初步认识与掌握，随即展开了“新政”。

蒋经国首先确定以恢复地方治安为第一要务，展开为期一年的“扫荡行动”，除扩编保安队外，还成立了600人的自卫队。据当时报道，当年全境共有541名土匪自首，逮捕盗匪2246名，处死若干重犯，初步安定了地方。随后，蒋经国宣布向烟、赌、娼开战。规定以一年为勒戒期，一年之后，任何人吸食鸦片，一律处以死刑。1941年，蒋经国命令取缔娼妓，裁撤征收妓院税的单位。一年之内，赣南地区妓院销声匿迹。此外，蒋经国还将各种地租一律减免25%，引进“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佃农土地上成立示范农场，把荒地分给贫农耕作。两年之内，当地农业生产总量上升20%。种种政策，让蒋经国被当地百姓称为“青天”。

就在蒋经国逐步展示其政治才华、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国民党内一些人却开始散布“赣州变‘红’了”、“蒋经国要在赣州搞‘赤化’了”等谣言，并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更加怀疑儿子在“睡国民党的床，做共产党的梦”。1943年12月，蒋经国被召回重庆，调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赣南“新政”无疾而终。

重回故地，与苏共正式决裂

1945年抗战胜利后，面对东北势力范围的划分及外蒙古独立的棘手问题，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微妙阶段。斯大林出于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对国民党采取两手共举的策略：一方面，他不放弃施压蒋介石接受苏联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共尚不成气候，苏联需要维持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蒋经国作为国民党内的“知苏派”，出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1945年圣诞节期间，蒋经国只身前往苏联。12月30日与次年1月3日，蒋经国两度与斯大林会谈，试图说服斯大林促成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放弃外蒙古独立等，但都被斯大林以托词敷衍过去，并反过来提出了让国民党将美军送出中国的要求。

在后来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文件中，记载了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会谈内容，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对白：

蒋经国说，……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蒋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对国共关系)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苏联)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就在斯大林对蒋经国敷衍其辞的同时，1946年1月2日，斯大林会见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并送给毛岸英一把手枪。1月14日，蒋经国黯然回国，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10月，蒋经国正式辞去东北特派员的职务，返回了重庆。苏联之行让蒋经国明白了自己在斯大林心中的地位，两人早已不再是“革命同志”，他也不再是当年那位激情澎湃的马列主义青年了。

此后3年多的时间，蒋经国一直跟在蒋介石身边。虽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但他积极扩充自己在“三青团”内的力量，在国民党内羽翼渐成。而蒋介石在内战节节失败、众叛亲离之下，对儿子也愈加信任，父子感情终于重归亲密无间。

1949年，蒋经国随蒋介石飞往台湾，从此永别大陆，再没有回头。又一个12年，他完成了由“红”转“白”的全过程。曾经的红色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唯有在苏联养成的清廉与亲民的作风。这也成了他日后能够在台湾力行“革新”、赢得民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