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清代京官的应酬

《庄谐选录》中“官诀”条云：应酬者，宦途进步之所系，得失存亡之所关，不得不以全力赴之也。可见，作为官场中人，“应酬”绝不只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那么简单。

清代社会礼节十分繁琐，应酬名目众多，官员们更是长年生活在各种“规矩、礼数”之间。据张德昌在《清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记载，清代北京各部院衙门有一种传统的习惯，过年及端午、中秋等节，下级官吏都要对上级官吏致送各种名目的节礼。甚至对于大官的仆役、舆夫、门房，也要送门包、门茶。这些“陋规”已经成为清代官场见怪不怪的“潜规则”了。

不仅如此，清代京官们日常也有大量的红白喜事及生日、升官、乔迁等应酬。有时穷无分文，即使借贷也得来应酬。在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常可见随礼的记载。以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为例，在这一个月里李慈铭应酬红白喜事就有二十七起，几乎每天都不闲着。

在各种礼仪中，最不可少的是给座师的节礼。明清素重座师门生之礼，所谓“房师座主重科名，衣钵渊源尚有情。可笑捐输登士版，也求大老认门生”。清人笔记中，有翰林曾做诗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可见，只要能吃得上饭，这二两银是少不得的。

除送礼之外，京官生活中另一大花销是请客吃饭。清代京官生活的一大特点是安闲“稳定”，许多衙门的作风是“官不理事”，只有初一十五点卯，所以有大量时间可用于酒食征逐。京官又生活在一张同乡、同门、同年、同学、同僚编织起来的大网之中。为了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网，也需要不停地联络聚会。

每年必不可少的一顿饭是新春各部院的团拜，往往每年轮值一二人承办，大摆宴席，延请戏班，价格不菲。除团拜外，平日也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所以京官生活特点是政务不多，食务繁忙。宣南一带，饭馆林立。门前每至夜则车马盈门，灯红酒绿。曾国藩账簿中提及的饭馆有“东麟堂”和“便宜坊”。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经常提到的饭店名则有“聚宾堂”、“万福居”等。

京官们还经常组成各种“会”，或为品鉴诗文，或为研究学问，每会则必然聚餐。一般十数人一会，三五日一宴，月余一轮。比如林则徐在做京官时，就参加过“辛未同年季会”和著名的“宣南诗社”之会。

也有一些人嫌饭馆俗气，经常选择名胜古刹雅集。遇到风和日丽的时候，京官们往往创造各种名目，或消寒，或踏青，或避暑。他们呼朋引伴，赏游饮酒，“野寺看花，凉堂读画”，以为是“不可多得之胜事”。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因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入京，湖南八位同乡京官就曾在西直门外极乐寺中公请曾氏父子。

这种聚宴，往往都耗神费时，所费不赀，给京官们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曾国藩生性喜交游，也有意识地将结交朋友作为在士林中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径之一，但由于用于社交的精力和金钱太多，也苦不堪言，在日记中多次做过严厉的自我批评。

虽然说“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起”，但曾国藩和大部分京官一样，也入过诗文之“会”，并且乐此不疲。道光年间，古文大家梅曾亮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切磋古文的京官，邵懿辰、孙鼎臣、曾国藩三人“先后间往，与其会，饮食游处近十年”。

当然，曾国藩之所以愿意与梅曾亮、邵懿辰等人游，主要目的已不是“应酬”了，而是“多因座上宾，可人非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