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曾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大跃进”运动是在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和酝酿、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那么，1956年的冒进与反冒进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

冒进的出现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从1955年夏季开始，毛泽东决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开展了对所谓“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迅速进入高潮。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进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将在中国基本建立，要发挥这种先进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他感到，既然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克服右倾保守思想，速度可比原计划大大加快，那么，经济建设领域是否也同样有右倾保守思想需要克服，是否可以同样加快发展速度？

195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他说：“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

11月16日至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说，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肃反问题上，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右的看法都是突出的。他还说，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

此前的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于12月作了序言，他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就是说，毛泽东编辑这本书，固然希望就此进一步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引向深入，但更主要的，还是通过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右倾思想”的批判，解决工业、商业、交通运输、教育科学文化各项事业中的他认为也存在的“右倾保守”问题，由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带动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高潮。从批判所谓“小脚女人”起，毛泽东在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倾向明显表露出来，而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迅速到来，又使他相信，早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加快工业化的速度是能够实现的，关键的问题是克服各种“右倾保守思想”。

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由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共八大的指示。刘少奇在讲话提纲中写道：“各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事业的进行还可以快，事情还可以多办。”“（八大）中心思想，反对右倾保守主义，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计划。”“要利用目前世界休战的时期，加快速度来完成我国的总任务。那时不论和战都好办得多。未完成而战困难更多。”“一切工作要求办得又多、又快、又好。”“以前反盲目冒进，反贪多、贪大、贪快，是对的，但出了毛病，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也反掉了。

按照毛泽东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社论说，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突破了原来计划的指标向前猛进，这就给予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使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社论进而提出，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这篇社论中，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已经跃然纸上。

在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同华东、中南、华北十四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了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十七条意见（简称“十七条”）。1956年1月，毛泽东又在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商量之后，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农业四十条。随后，中共中央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和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共1375人，分组进行了讨论，采纳了一些意见，做了一些修改。1月23日，农业四十条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于1月25日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后以草案的形式公开发表。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草案的中心，“就是要求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地、大量地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纲要要求在12年内，把粮食每亩的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由1955年的150多斤提高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提高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提高到800斤，即著名的“四、五、八”。把棉花每亩的平均产量，由1955年的全国平均35斤皮棉，按照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60斤、80斤和100斤皮棉。按照这种亩产量的水平，到1967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将比1955年增加一倍半以上，棉花总产量将比1955年增加两倍。这个要求显然过高，难以实现，到1967年，全国粮食作物每亩平均产量只有244斤，棉花的平均产量只有62斤。这些指标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迅速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倾向，纲要中的许多指标事实上在7—12年的时间里是难以实现的。

从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开始，毛泽东就将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作为推进各项工作大发展的重要方式。1956年1月21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总结中，专门讲到了反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他说：现在我要讲的是领导方法问题。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拿最近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等几件事来看，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可以迟一些、坏一些，也可以早一些、好一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就丧失了上层建筑应有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基础，上面还有政府，党，各部门，这都是上层建筑，必须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果不促进，就丧失了它的职能。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为了使上层建筑能够适应基础，促进社会的发展。

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又指出：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料，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从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目的，在于用这样的方式促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在他看来，一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原来设想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几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建设中右倾保守思想一旦克服，同样可以实现高速度发展。同时他感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但依然是一穷二白，在工业上、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状况如果不尽快改变，并在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在与先进的社会制度不相称。革命战争和社会改造取得的巨大成功，增强了毛泽东的自信，他认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随着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口号的提出，一些地方开始不顾实际可能提出一些过高的指标。例如，这年1月召开的广东省粮食生产会议要求全省1956年的粮食总产量，在1955年的220多亿斤的基础上再增产18.5%，即增产40亿斤，比原订的增产计划提高了12亿斤，并把增产56亿斤作为争取实现的目标。又如，甘肃省提出：1956年全省粮食要在1955年总产量78亿斤的基础上增加到103亿斤，较1955年实际产量增加32%；棉花要在1955年总产量9.98万担的基础上增加到25.2万担，较1955年实际产量增加152%。

国务院各部也纷纷修改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1956年1月14日，由国家计委汇总报告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其中，1967年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修改如下：粮食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万亿斤），比1955年夏各部门在北戴河汇报时的6000亿斤提高3500亿斤；棉花1亿担，比原汇报的5600万担增加4400万担；钢2400万吨，比原汇报的1800万吨增加600万吨；原煤3.3亿吨，比原汇报的2.8亿吨增加5000万吨。不少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

反右倾保守导致的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最突出的表现是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一加再加。1955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提出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112.7亿元，比1955年的预计完成数增长30.4%，比一五计划中规定的1956年投资多12.4%。只过了两个月，这个数字就被大大突破。国家计委1956年1月5日在一份报告中说，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已达153亿元。随后，又增加到180亿、200多亿元，比1955年预计完成数增加一倍多。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五年内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694个，建成的455个。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将建设项目追加到745个，建成的追加到477个；不久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建成项目追加到500多个。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必然导致投资的大幅度增加，造成国家的财政赤字，同时它还致使钢铁、水泥、煤炭等原材料供不应求，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

周恩来等人反冒进

本来，对于在经济建设领域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周恩来等领导人也是赞成的。在1955年12月刘少奇主持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上，周恩来说：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存在保守的倾向，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今年的生产是保守了，用框子把生产限制了。现在，我们的情况可以用这么一幅对联来表示：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12月8日，他出席北京市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20周年和一二·一运动10周年大会，在演讲中又表示：毛主席说，检查过去六年的工作，主要的倾向还是保守倾向。当然保守主义倾向的主要责任又在于我们领导。这样，给了我们一个推动，也就使得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完成的工业化，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1956年1月14日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其中也对毛泽东提出的反右倾保守思想作了充分肯定，认为1955年取得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突飞猛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迅速发展，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地将要提前和超额完成等“巨大的动人的成就，在一年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展开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那末这些成就，到现在也还是不可能获得的”。

半个月后，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又说：“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各项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以便使各项事业的发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恩来召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财政部副部长金明开会，研究在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压缩指标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反右倾保守，轰轰烈烈，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倾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能泼冷水，但各部门搞计划要实事求是，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各部门专业会议打的计划很大，计委、财政部要压一压。

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可以加快，但不能工业化提前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当然反对右倾保守是主要的，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

4月1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就要联系到平衡”，并指定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和计委副主任张玺负责平衡工作。陈云也认为，计划应该按比例发展，而基建和生产的比例是最重要的，如基建超过了生产就不行。以后订计划应该首先进行物资平衡，再进行财力平衡。

当周恩来、陈云等意识到冒进问题的严重性时，毛泽东的看法却有所不同。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追加20亿的基本建设投资，但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应当说，当时党内的民主气氛还是比较好的，虽然毛泽东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提议为政治局多数人所反对，表现出不高兴，但他并没有固执己见，这就使得反冒进能够得以继续进行。同年5月11日，国务院召开第28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这年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讨论起草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问题。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还要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再次压缩1956年计划指标和编制1957年计划问题。周恩来说：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去年夏天在北戴河开会时订得差不多，共121亿元，比去年已经增长32%，后来增加到170亿，比去年增加将近90%”。2月会议压缩后，“3月份下达的基本建设投资是147亿元，比去年增加68%。增长这么大的数字不可能完成，因此要好好计算一下”。6月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1956年预算报告草案。会议决定削减预算5%，投资总额由147亿元减少到140亿元。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讲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问题。他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但反保守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三天后，李先念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报告强调：“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读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认为这年的预算报告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在反对保守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口号，并且说，这是总结了过去半年中执行国民经济计划的经验得来的结论，而急躁冒进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希望全国各级组织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认真地重视这一个警号，在实际工作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急躁冒进。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起草、经刘少奇审改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尖锐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这篇社论不但指出了急躁冒进的危害，同时也分析了急躁冒进产生的原因，成为1956年反冒进的重头戏。

不难看出，这篇社论提出的观点与毛泽东当时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因为社论表面上看，对急躁冒进和右倾保守两种观点都作了批评，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文章的重心是在强调反冒进。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3个字：“不看了”。后来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来了这篇社论，并作了不少批注，认为文中的观点是“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他还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说，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九与一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指《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这当然是后话了。

虽然当时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观点乃至整个反冒进的做法，都有所保留，但在此后一段时间，并没有对反冒进加以直接干预，因而在随后的二五计划编制过程中，周恩来等人按照反冒进的思想，领导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稿）》的编制。7月下旬，计划建议草稿基本写成。在起草二五计划建议的同时，周恩来也组织了计划建议报告的起草。在这两个文件的初稿中，曾多次提到“多、快、好、省”的问题。对于这个口号，周恩来在最初修改时给予了保留，但他在后面加写了“又安全”三个字。后来，周恩来感到自从“多、快、好、省”的口号提出后，人们往往只注重“多”与“快”，而忽视“好”与“省”，变成了片面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经过再三考虑，他把两个稿子中多次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等字句删掉了。1957年底至1958年上半年批评反冒进时，这竟成为批评周恩来的一条理由。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报告重申了在经济建中必须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得到了中共八大的认可。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如果对于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由于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从而保证了1956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一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286亿元，比上年增长16.5%，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1957年水平。钢产量为447万吨，比上年增长了56.8%；煤1.1亿吨，比上年增长12.2%。生铁、钢材、纯碱、水泥等27种产品的产量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一五计划规定1957年的水平。粮食产量达到了3855亿斤，比上年增长了4.8%；棉花产量为2890万担，比上年下降了4.8%，基本建设实际投资148亿元，比上年增加了59.1%。

毛泽东对反冒进不满意

1956年5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确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时，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在北京。《人民日报》那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他只批了“不看了”三字，这说明他对于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主张的反冒进，是有所保留的，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赞成反冒进者占多数，他不便对反冒进公开反对。此后一段时间，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共八大的筹备上，亲自审改了一系列的重要文件，其中也包括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和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贯彻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对此他“服从了政治局的大多数，服从了中央已定的决议，赞成这样写，并对这些报告作了较高的评价”，对这个方针没有提出异议。

中共八大刚刚结束，社会主义阵营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事件都与苏联有关，而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及其领导人一时慌了手脚，多次急电中共中央请求帮助。为此，中共中央派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协助苏共中央处理波匈事件，毛泽东本人也在北京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因此八大之后至1957年初，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国际形势的观察和社会主义阵营事务的处理上，没有更多地顾及国内的反冒进问题。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于反冒进一事始终有着自己的看法。

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11月10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其中提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的问题。他说：“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3000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已经把这个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2000万到2500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定到3000万吨。因为定到3000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报告中，周恩来还提出八大关于二五计划数字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两个文件的修改问题。他指出：八大建议的数字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当然，计划成为废纸也不对。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

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问题，周恩来说，（纲要）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12年内开垦1.4亿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1000万亩，就要投资5亿元。这5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周恩来接着说：“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冒了的，就要收缩一下，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不然就站不稳，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价、劳动工资等各方面。应该认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事件”，几万人或者几十万人站在街上请愿，那问题就大了。

五天后，毛泽东在会上也作了讲话，并且一开始就讲“上马”与“下马”的辩证法问题。他说：“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表面看，毛泽东在谈哲学问题，其实用意并不在此。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如何评价，毛泽东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他还讲到保护干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提出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毛泽东在上述讲话中，没有直接批评反冒进，但他与周恩来在冒进与反冒进问题上的态度显然有差异。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我讲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

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1月18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当》的发言，他着重提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因为物资多了，增加建设是比较容易的；而财力物力不够，把建设规模搞大了，要压缩下来就不那么容易，还会造成严重浪费。他还说，1956年安排基本建设的时候，只和当年财力物力勉强平衡，既没有瞻前也没有顾后，结果造成基本建设投资猛长，在1957年不得不减下来。这是1956年计划执行的重要教训之一。

同一天，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发言，直接对1956年的反冒进作了批评。他说，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话语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反冒进是不满意的。这种不满意，到1957年秋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明显表达出来。从这年9月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就不断对反冒进进行批评。“大跃进”运动就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