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1958年的“教育大跃进”

原载《党史文苑》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所谓“教育革命”。这年的“教育革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开展红专大辩论，用当时流行的“插红旗”“拔白旗”的方式，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同时，组织学生编教材、编讲义；二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搞不同形式的勤工俭学，在“大跃进”高潮中发展到组织师生大炼钢铁，大办各类工厂；三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办教育，实现各类教育的“大跃进”，特别是不顾条件开办一大批高等院校。

“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为“大跃进”作最后动员的一次会议。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多次讲到“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他在5月8日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敢于标新立异。当然，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插红旗，是应当的，如列宁向第二国际的标新立异，另插红旗。旗帜横竖都要插的。一个合作社、一个生产队，就有一面旗帜。无产阶级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一定会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不要留空白点。资产阶级的旗子，我们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5月2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专门讲到了“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他说，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红旗，就是白旗，或者是灰色的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现在有少数落后的合作社、工厂、机关、学校，它们那里不是红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们应当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指明红旗和白旗是什么，但八大二次会议结束时《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实际上把什么是红旗说得很明白了。“红旗”就是总路线，也就是搞“大跃进”，就是多快好省；“白旗”者，乃与总路线、“大跃进”相抵触的思想观点及人和事，就是所谓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红旗”与“白旗”的区分，就在于要不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不要、能不能把事情办得快些好些。凡是不赞成或反对“大跃进”者，就是插的白旗，就应当拔掉。“拔白旗”也就是对反对或消极对待总路线、“大跃进”者采取组织措施。拔旗的方法，就是当时流行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即“四大”）。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拔白旗”运动，一些对“大跃进”有抵触情绪的干部群众被当做“白旗”而遭批判。所以“插红旗、拔白旗”的过程，也就是进一步发动“大跃进”的过程。

根据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插红旗、拔白旗”的要求，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就成为“拔白旗”运动的主要内容，当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几乎全被当做“白旗”而被批判过。当然，“拔白旗”仅仅是“破”，即破除了对专家教授的迷信，但同时还需要“立”，而组织学生和青年教师编教材、写专著，就成为“插红旗”的重要途径，

北京师范大学在这年曾被誉为“教育改革中的一面红旗”。北师大之所以成为“插红旗”的典型，是因为该校在教学改革中“大搞群众路线”，实行“三结合”制订新的教育大纲。

何谓“三结合”？即系党总支、教师、学生结合起来，共同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在这三者中，党总支无疑是新大纲的领导者，而教师和学生的“结合”，便是各编一套大纲，比较优劣，实际上也就是师生唱对台戏，看谁的戏唱得好，评委就是党总支。

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改革，是从这年6月中旬开始的，“学校党组织横扫自卑和对旧专家的迷信，发扬共产主义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风格，全校10个系由党委会和10个总支66个支部挂帅，积极领导这一运动。改变过去修订大纲、编写讲稿由少数人包办的专家路线，放手发动全校所有的青年教师和4000多个学生，大家共同搞这一项工作”。这次教学改革“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十分激烈”，部分教师特别是老教师，“仍站在原有的框子里，瞻前顾后，扭扭捏捏，枝枝节节地修修补补不作本质上的改革”。为此，学校采取了“打擂台”或“对台戏”的方式。前者是教师和学生就同一课程分头准备提纲，然后在一起讨论，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制订一份新的教学大纲；后者是学生和教师各拟订一个或几个提纲，然后师生的提纲都摆出来，进行评比，开展辩论，选出其中较好的一个为基础共同修改定案。

该校中文三、四年级部分学生，“破除对资产阶级专家的迷信”，在中文系党总支直接领导下，成立“中国古典文学改革小组”。大纲编写过程中，学生们按照中国古典文学的阶段，把35个人分为8个战斗组，分头到学校和北京市有关的图书馆、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等处找材料、抄材料，“在四五天的时间里，四年级的26人共看了291册书”。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人读了11本书。不但如此，有的书“连老教授都没有看过”。至6月29日，学生的教学大纲初稿完成，但发现元朝文学这一部分还不满意，于是又分工去看有关的文学史材料，“一夜之间重新赶写出来”。仅仅7天时间，一部新的古典文学大纲就写成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师生唱对台戏的方式编写教学大纲闻名，而北京大学中文系则因学生编文学史而声名远播。北大中文系60个学生分成了先秦组、魏晋南北朝组、隋唐五代组、宋元组、明清组、近代组，然后分头找资料，分工写作。经过30多天时间，一部长达7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书稿写成了。这部书的前言，一开始就批判资产阶级学者“仍然迷恋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顽固地坚守着个人学术独立王国”。接着宣布“我们这些站在党的红旗之下的无产阶级学术的新兵”，要“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并在这场严重斗争里，把自己锻炼成插红旗、拔白旗的社会主义科学大军中的坚强战士”。这部书刚刚写成，就引来了一片赞美声。

中文系的学生编提纲、讲义，历史系的学生也就发挥自己所长，写历史，欲与“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比高低。北大历史系亚非史专门化（即专业）的11个学生，突击半个月，完成了20万字的《阿拉伯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二年级一班的学生写出了《北京清河制呢厂厂史》；二年级二班编写了《安源路矿史》；就连一年级学生也苦战20天，完成了《祖国大跃进一年》的初稿。

复旦历史系的学生通过一周的创造性学习运动，打破了迷信专家的思想，“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不仅写出了全部基础课的新教学大纲，“还编写出了许多门尚是空白学科的大纲”，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工人运动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写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事日志初稿》《新艾森豪威尔主义批判》《论中近东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等。“这些著述，一反以往的恶习，数量上是今多于古，而且大多数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

南开大学历史系青年师生编出了《马恩列斯及毛泽东论历史科学》，还编写了中东、北非、拉丁美洲、东南亚民族解放斗争史及大事记，以及《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美帝侵华史》《纸老虎现形记》《雷海宗反动政治学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等。

据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介绍，交大船舶制造系的青年学生，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写出了百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其中，二年级的部分学生用6天时间编出了一本长达42万字的《理论力学》，二年级的22个学生用10天的时间编写出了22万字的四年级用《造船工艺学》，三年级的部分学生用7天时间编出了7万字的《船舶阻力》。

吉林大学苦战六周，全校共编写136门课程的346种教材，总字数达2500万字。“这些教材的共同特点是从实际出发，打破旧体系，建立新体系，有许多是质量较高的。”这样数量庞大的教材，都是根据自编、自审、自刻、自校、自印的“五自”要求，由各编写小组刻印出来。其中，中文系四年级全班24个学生经过10昼夜苦战，翻阅参考书532种、1000多册，即每人查阅了40多本参考书，平均一人一天查阅4本。从7月底到8月中旬，也就是20天的时间，一本“崭新的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以民间文学为正宗”，长达12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教学大纲就编出来了。接着，80万言的古典文学史讲义初稿也写出来了。

据当时的报道，南京大学学生编写教材也是硕果累累。法文专业四年级16个学生，在4天中编写了一本《法语会话》教材；德文专业四年级编就了全部德华词典卡片；俄文专业四年级编成了俄文专业教学计划和俄语词汇教学大纲；英文专业四年级编成了语法教材；中文系四年级编成了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地貌专业四年级编成了第四纪地质教学大纲，如此等等。在不长的时间里，南京大学共编就3250项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具。

1959年上半年在纠“左”的过程中，中共教育部党组曾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编写讲义问题的意见》，虽然肯定“教育革命”中学生和青年教师编写教材与讲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指出，学生因忙于编写讲义，以致妨碍对各门课程的正常学习，加之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知识准备不够，因而编出来的讲义往往不尽合用。为此，教育部党组提出：学生在学习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学校所规定的各科课程，时间和精力应放在学习功课上，除了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在不影响功课学习的前提下，可以参加一部分编写讲义和编纂资料的工作外，一般学生，特别是一、二年级学生，除特殊情况外，不要发动其参加编写讲义的工作。编写讲义主要是教师的责任，教师在编写讲义的过程中应当适当听取学生的意见，不要让学生为编讲义而编讲义，应当给教师以充裕的时间进行备课、编写讲义，从事各种研究和写作活动。各科有现成讲义可用的，应一面讲授一面修订，不一定都要用自编的讲义。

中共中央于同年5月24日批转了教育部党组的这个《意见》，认为“这些意见是对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其转发给各高等学校党委，督促各校检查执行。按照这一要求，各校学生自编讲义、教材的工作基本上停止下来。

“在校内形成了一个工业体系”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亦是这年“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从这年初开始，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就不断召开会议，发出指示，要求教育战线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以此作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方式。八大二次会议后，勤工俭学活动发展到大办各类工厂。

高校办工厂较早见诸报刊的是北京钢铁学院。有报道说，7月中旬，北京钢铁学院已经建起了1.75立方米的炼铁小高炉和每炉产量22吨的耐火材料厂各一座。冶金系的学生白手起家，苦战5天，修建了一座高炉；铸造专业的学生，打破迷信，“经过14天的反复试验，终于利用空气吹炼出中碳钢”。为此，《光明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介绍了北钢学院大办工厂、大炼钢铁的经验，同时还配发了社论，称其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苗芽”。

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武汉大学颇为引人注目。该校在“苦战五年建设共产主义新武大”的口号下，大办工厂、大办农场，各系规划建立工厂、农场100个。据称，在武汉大学已经开工和即将开工的工厂中，有全校办的为发展国民经济所需要的大型钢铁厂、水泥厂、耐火砖厂，有为教学和科学研究联系生产实际而兴办的高级化学合成工厂、无线电工厂等，也有为发展尖端科学而兴办的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精密仪器制造工厂等，此外还有砖瓦厂、木工厂、肥料厂等。

清华大学集中了众多的理工科人才，办工厂自然是得天独厚。《光明日报》的一则报道称：“清华大学实现教育结合生产劳动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现在已经到处是工厂了。有包括十四个车间的综合机械制造厂，有能在发电同时生产九种产品的示范性燃料综合利用发电厂，还有建筑、水利、电力等工程公司和安装公司。八个月来他们制造了二百多种新产品和生产设备，其中七十多项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而五十多项新产品和新技术是国内首创。”南京大学的办工厂、办农场运动也颇为热烈。据南大宣传部门自己介绍，至8月中旬，南大根据“抓尖端”的原则，建成了36个工厂，试制成了300多种新产品，这些产品中绝大部分是国内尚未生产过或产量不足、需要进口的重要品种，对工农业大跃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化学系的橡胶促进剂对上海大中华橡胶厂赶上英国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些产品中，30多种已达到国际水平，200多种为国内首创。

如果说理、工科院校或综合大学办工厂还有些条件的话，文科大学和师范院校办工厂，按理就不那么容易了。可是，在这个“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的年月里，文科校系办工厂的“奇迹”也同样被创造出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所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理论为主的社会科学综合大学，既无现成的实验室、实验工厂可以利用，也无办工厂的技术人才，但这也没有难倒该校的师生们，他们照样在教室的周围办了大大小小108个工厂，办了一个拥有百亩土地的农场，还在校内校外办了两家百货商店。

人民大学不仅校有校厂、系有系厂，有的班还有班厂。学校有机械制造厂，计划年产车床1000台，它是由原工业经济系的小机械厂扩建而成的。围绕机械厂，还办了一些诸如钢铁厂、炼焦厂、耐火材料厂等卫星厂。这样，“在校内形成了一个工业体系”。各系的工厂更是五花八门：农经系办了化肥厂、农具厂；贸经系办了一个据称能年干馏木柴3000万斤，且能提炼6种有机化学原料的木柴干馏厂；新闻系办了中外文印刷厂，拥有5部半自动化排字机，日排10万字。

不要以为这些工厂有正经的厂房、正规的操作规程、正式的技术人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完全是因陋就简办起来的。其中不少是几个同学最多是全班同学一起，找一块地方，想一个厂名，就办起来了。当年有报道说：“许多班办的工厂，大都是小型的，只要几个人在课外时间就可以干起来。”从中也就不难想象，这样的所谓“工厂”除了浪费师生们的时间精力外，是否有什么实际意义。

这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开展一场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随后，各类学校也迅速投入到这个运动中。《光明日报》在一篇报道中说，北戴河会议后，很多高等学校在党委领导下，举行了“钢铁元帅升帐”的誓师大会。西北大学提出了“苦战一月，让钢水奔流”，“用第一炉钢向国庆献礼”的口号。该校经济系学生经过日夜苦战，“兴建年产一万吨的炼钢厂”。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了“奋战一月，迎接国庆，向党献礼”的动员大会，提出在10月前建成年产3万吨的炼钢厂，并且要在这年超额完成4000吨钢的生产任务。参加炼钢的师生正在加紧搞机械设备，准备自己修建鼓风机，安装4吨冲天炉2个，1吨半转炉2个。交通大学（西安部分）的机械冶金系誓以全力为钢铁而战，提出要在“十一”前炼钢1000吨，向国庆献礼。山东工学院的全体师生员工表示要以苦干加巧干和共产主义协作的精神，在“十一”前生产240吨钢。南开大学保证新建的红旗钢厂在国庆开炉出钢，在建厂时，冲天炉小组提出要多快好省建厂，15天做成每小时生产一吨铁的冲天炉，并用转炉炼出优质矽钢。安徽农学院确定，在10月前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搞钢铁生产，抓紧兴建一座年产6000吨铁的炼铁厂。如此等等，不可枚数。

就连小学生也参加到了大炼钢铁的行列。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的12所小学，联合兴建了一座红领巾钢铁厂。据称，红领巾钢铁厂有3个化铁炉，10个铁水包，14个小型土法炼钢炉，两个0.5立方米的转炉。有转炉炼钢、吹氧炼钢、土法炼钢3个车间，以及采购、会计、保管、运输等一套完整的生产管理组织。全区各小学的师生4700多人都参加了冶炼钢铁的工作。经常在工厂炼钢和教学的师生有201人，大部分人在厂外做辅助劳动。其中有117人是14—18岁的高小毕业生和五、六年级的学生。有4个少先队员担任副厂长，10个少先队员担任车间主任和副主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还特地前往参观，并且称赞说，这几个小学真正是模范小学，他们的方向对头，全国各地小学都要向他们学习，并勉励他们继续努力，既炼钢又炼人，炼人比炼钢的意义还要大。

1958年11月1日起，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尽管当时宣称，办展览会的目的，“在于检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的成就”，而实际所展出的，主要是高等学校和普通中小学近期来生产劳动的成果。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的开幕词说：几个月来，据20个省、市、自治区不完全统计，21126所中等、高等学校，共办大小工厂、作坊10万个，共办大小农场1万多个，种植面积250万亩。这股高校学生动手办工厂之风，进入1959年后才基本停止。

“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

“大跃进”启动后，各地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这年2月27日至3月6日，教育部等单位在北京召开全国十八省市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讲话中指出，从这次参加会议的67个扫盲先进单位的典型经验来看，中国的文盲是完全可以在五年至七年之内扫除掉的。陈毅要求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并且说，对扫盲工作抱悲观者已经站不住脚了，乐观论者很吃香，农业前进了，扫盲也要前进，来一个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全国各方面的大跃进的形势。会议提出：全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在两三年内基本上扫除职工和干部中的文盲；五年内基本上扫除农民和市民中的青壮年文盲。

这次会议之后，各地关于扫盲工作的好消息，接二连三传了出来。河南登封县宣布：全县84325个扫盲对象中，有68516人考试及格，占81.2%，胜利完成了数千年来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还有15809个文盲正夜以继日地进行突击学习，决心要在三月底全部扫完。5月初，黑龙江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基本扫除文盲”的省份。《人民日报》介绍说，这个一向被认为文盲最多的省份，已基本完成了青壮年扫除文盲的任务，全省86%以上的青壮年工人和81%以上的青壮年农民都认识了1500字以上，普遍做到了“四会”，即会读、会写、会讲、会用，扫盲对象都能看懂通俗的报刊，还能够记账、写信、写短文，有不少人还学会了写工作报告。

与此同时，新华社报道说，根据北京、江苏、安徽、山西、河北、黑龙江等14个省、市的统计，已有4600多万文盲参加学习。不少地方现有青壮年文盲几乎全部入学。江苏省7个市和7个专区已有847.2万人入学。河北省保定、容城、定县等35个县、市都有90%以上的青壮年文盲参加学习。除黑龙江省已基本扫除文盲外，河南省已有54个县市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山西的新绛、安邑（今运城）、临猗、芮城、稷山，山东的莘县，辽宁的金县和旅大市等县市也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此外，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等市已经基本上扫除了职工中的文盲。

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又报道说，河南扫除文盲与开展工农业余文化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宏伟的群众性运动，全省有工人、农民、干部以及城市劳动者850多万人参加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扫盲识字学习，占青壮年文盲、半文盲总数的97.5%，截至5月1日，已经出现了69个基本无文盲县、市。而湖南省全省已有138万职工、农民、市民摆脱了文盲状态，出现了34个无盲乡镇和一批厂矿、街道居民无盲单位。上海市参加扫盲学习的人数约13万到14万人，占职工文盲80%以上。据14个区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已有600多个工厂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的社论，宣布全国据河南、山西、安徽、福建、吉林、浙江等18个省市不完全的统计，文盲入学人数已达6100万人，到4月底，全国已有137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社论认为，虽然扫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全国各地的情况还很不平衡，扫盲运动在一些地方发展得很快而在另一些地方却进展得很慢。这些进展很慢的地方，应当像那些先进地区一样，抓住生产高潮促进文化高潮的有利时机，以生产为中心，带动各项工作，包括扫盲工作的大跃进。社论强调，要在今后五年到十年，甚至更短一点的时间内扫除青壮年文盲，不造几个高潮，不来几个跃进，而依旧照前几年那样，每年只扫除几百万文盲，那就会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果不其然，扫盲“大跃进”很快就到来了。河南省在9月25日宣布，已经基本成为无文盲省。全省当年扫除文盲856万人，等于过去8年扫盲总和的4倍多。到20日止，全省120多个县市，从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中已有94.2%摆脱了文盲状态，并有20多个县市脱盲群众的范围已扩大到45岁或50岁。扫盲毕业的群众一般都能识1500到3000字，能读通俗读物，能写三五百字的文章。福建亦同时宣布，经过广大群众的10个月勤学苦练，福建省已基本上成为无文盲省。到9月中旬止，全省共已扫除青壮年文盲479.8万多人，占青壮年文盲总数91%。

只过了5天，山西、江苏、广东、湖南也宣布基本扫除了文盲。其中山西全省已有青壮年扫盲毕业学员450多万人，占青壮年总数的89.14%。江苏全省到国庆前夕已扫除青壮年文盲827.1万多人，占青壮年文盲总数的87%。广东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全省扫除了524.5万文盲，这个数字相当于解放8年来所扫除文盲总和的10倍。湖南全省1400多万名青壮年中，已有85.25%的人摆脱了文盲状态。

10月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宣布：从1月到8月底为止，全国共扫除文盲8900多万人，比过去8年中扫除文盲总数还多两倍，全国已有67.2%的县市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并认为这是“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这些数据自然有相当大的水分，不过这一年的扫盲工作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约有4000万人基本扫除了文盲，不是当时所宣传的近1亿人。

在扫盲“大跃进”的同时，1958年全国农村还出现一股大办红专大学的热潮。所谓红专大学，其实就是农民业余学校。

这年5月1日，吉林延吉县东盛乡成立了“大跃进”中第一所红专大学——黎明业余农业大学。这是当年一所相对比较正规的农民业余大学，第一批入学的有51名学生，都是几年来参加农业生产的高中毕业生和参加农业生产或参加基层工作3年到8年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和乡干部。学习年限为3年，分6个学期学习政治和12门高等农业学校的专业课程，包括土壤学、农业化学、农业生产机械学、耕作学、作物栽培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学、作物选种学、果树及蔬菜学、畜牧学等。学校由乡、县各部门和延边大学农学院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教员由邻近的延边大学农学院的11名讲师和助教兼任，每周以两个半天时间借用乡内中学课堂集中讲课。

5月17日，河北徐水县宣布成立徐水县立大学。这个县办大学有学生和教职员170多人，第一学期入学的150名学生分两个班教学。其中的正规班40多人，除文理基础课程外，设有土壤、昆虫等6个学科，学生修业期限4年，学生修业期满后，将由县主管机关分配在当地从事农业生产建设和农业科学研究。另一个班是附设的农业中学师资训练班，共有学员100多人，学习内容主要是土壤改良、农业灌溉、合理施肥、锅驼机和煤气机的使用修理、水利和沼气发电等基本知识及操作技术，规定学生学习期满后由县介绍到农业中学去担任教师。

6月初，河南孟津县也创办了一所综合性的红专大学。“这所大学没有固定的校舍，也没有大学应有的一切设备，它的6个学院和42个科分设在县人民委员会直属各有关部门和全县各地”，正副校长分别由孟津县县长和中共县委宣传部长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各部门负责干部和主要技术干部都是教员。这个红专大学设有农学院、工学院、财经学院、政教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其中农学院设在县人民委员会农业局，政教学院设在县委宣传部，而医学院的正骨科就设在平乐乡正骨医院，农学院的棉花科就设在翟泉农业社。“学习时间不固定，多者两年，少者十天半月，主要是根据具体情况和当前的生产需要而定”。自此之后，各式各样的县办、乡办甚至社办红专大学不时见诸报端。1958年10月1日，《光明日报》以《数十万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在农村建立》为题，报道了全国红专学校的发展情况。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农村中的红专学校和红专大学已达34.9万余所，参加学习的达2000余万人。不过，对于这些数据自然不可当真，当年的所谓红专大学，多数不过是挂上一块牌子而已。

“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

除了那些并非大学的红专大学外，1958年高等学校在数量上确实来了一个大跃进。

这年3月，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民办农业中学座谈会上指出：“要开始打算每个专区办几个大学。有人提出民办大学，志气很好，一个专区几百万人，为什么不能办？每个专区有几百万人口，没有高等学校算什么样子？我看要办几个好。”他还说，办大学不要那么害怕，我来破除一下迷信。我在交大读过书，现在交大了不起吧，有50多年的历史。那时还请了几个外国人来教书。其实就请了几个助教。所以，办大学没有什么了不起，办办就会办成了。各个专区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不考虑，将来要被动。

在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陆定一又谈到了大办大学的问题。他说，15年把高等教育普及起来，起先每个省办几个高等学校，以后每个专区都办几个高等学校，再以后，每个县、每个乡，凡是有条件的都办起来。办高等学校没有什么神秘，不要害怕。办高等学校，要有教授，不要去请那些名角，可以请些有相当程度的年轻人来教。南京有一批高中毕业生，请了个讲师，就办起半工半读的民办大学来了。河南有个合作社，有一批高中毕业生，依靠水利局的干部，就办了一所民办水利学院。这些新事物，我们要去研究推广。

同年6月，刘少奇在给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指示中，也专门讲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县办大学，将来势必每个县有一所大学，准备十年达到这个目的。现在是否给每个县派一个、两个或几个大学生，这样学校就可以办起来了。世界上第一个办大学的总不是大学生吧？现在有一个大学生，大学就应该好办了。一个县，既办了大学就要办高中，既办了高中就要办初中，既办了初中就要普及小学。”

在这个敢想敢说敢干的“大跃进”年代，既然中央领导人都表示省、专（区）、县都可以办大学，并且15年要普及高等教育，一些地方乃闻风而动，大办大学起来。从这年4月到5月底，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广东、吉林、湖南、福建、浙江、江西、河南、河北、黑龙江、陕西、辽宁、贵州、甘肃、湖北、山西、北京等17个省、市，新举办的大学、专科学校达130多所。

6月24日，《光明日报》在《打破迷信，在专区和县大办高等学校》的通栏标题下，介绍了各地筹建一大批高等学校情况，黑龙江仅合江地区就计划筹办16所高校，其中有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农学院、水利学院、师范学院等。浙江计划筹建29所高等学校，其中有综合性的杭州大学，专门培养林业人才的浙江林学院，设在舟山渔场的浙江水产学院，以及浙江纺织专科学校、浙江第二师范学院和浙江第二医学院等。江西计划筹办27所高校，其中包括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江西财经学院、江西水利学院、江西政法学院等。

黑龙江鹤岗市的鹤岗大学，就是这类新办起的大学的一个典型。7月5日，《光明日报》报道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中共鹤岗市委第一书记给市委写信，介绍了大会提出的向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进军的情况，认为要把筹办鹤岗大学摆到议事日程。市委宣传部随即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对某些教育干部对办大学的神秘观点以及迷信思想和自卑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制订了办大学的方案，后又经过市委讨论，决定鹤岗大学暂设采煤矿、地质、机电、化工、医学、文学6个系的本科和专修科，修业期限本科5年、专修科3年，招收的对象除由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群众团体根据条件保送外，凡是中等专业学校、高中毕业的学生或具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都可以报考，计划招收300人左右，其中工农成分应占80%—90%。

鹤岗市委还决定由市委书记处一名书记担任鹤岗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鹤岗矿务局干部处的副处长担任教务处长，6个系的主任由有关单位的负责人担任，例如文学系主任由市文教局长担任，两天之内腾出市第二招待所作校舍，桌椅板凳由各机关、厂矿企业支援。在办大学的过程中，除了制作校牌时花了1元7角钱外，其他一个钱也没有花。没有教授就到哈尔滨的大学去求援借用，一般教师采取“大学生教大学生”“高年级教低年级”“专职教员和兼职教员”的办法解决，从各机关选拔了7名大学生担任专职教员，负责基础课程的教学，专业课教师则由医院的医生和矿务局的工程师、化验员、技师等担任。如此这般，只花了7天的时间，鹤岗大学就办起来了。

同一天，《光明日报》为鹤岗大学的创办配发了《专、县办大学的优越性》的社论，认为“专区、县办大学，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既然是新事，也就要用新的办法——革命的办法来办”。“这类学校都是由地方以自力更生的革命英雄气概办起来的，并没有向领导部门要教授，要设备。”其优越性在于：第一，党委领导，政治挂帅，红旗插得很鲜明。第二，学校面向地方，面向生产，办学的目的非常明确。第三，多快好省，贯彻了勤俭办学的原则。有的利用原有的高中、中级师范、中等专业学校，以“戴帽子”办法创建起来，和原来的学校仍在一起，一套机构，一套人马，一套校舍设备。第四，敢想敢做，不落陈规，富有创造性。

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应当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的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各地为了响应15年普及高等教育的号召，纷纷因陋就简创办各类大专院校。全国高等学校的数量，由1957年的200多所上升到1000余所，新办高等学校800余所，在校学生人数比1957年增加三分之二。

这些新办的大学，除一部分是省办的外，大部分是专署和县办的，也有少数是厂矿办的。这些学校主要是采取如下几种办法办起的：一是中央和外省市帮助建立的一些骨干学校，比如内蒙古、新疆、贵州等新办的高等学校；二是将原来一些高校的院系分设另建学校，例如广东将华南工学院的化学系独立成立化工学院，江苏省将南京工学院的食品工业系独立成立食品学院；三是将中等专业学校戴帽子，改设高等学校，这年新办的高校不少属于这种情况；四是将现有的高等学校设立分校；五是地方厂矿企业举办的高等学校；六是普通中学抽调教师担任基础课教师，筹建高等学校。

在“大跃进”中办起的这些“大学”，其实多数是中专、中学戴帽改称的，并不具备大学条件，在后来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大多相继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