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生：“肃反”险毁红军最后根据地

正是有了陕北根据地，为困顿中的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并使中共领导的革命转危为安，“陕北救了中央”。但与此同时，陕北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却异口同声地承认是“中央救了陕北”。因为这个当时唯一能给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提供落脚点的地区，差点因为“肃反”的滥捕滥杀所断送。习仲勋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痛心地说：“毛主席不到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指‘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三嘉原缴枪事件

经过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陕北领导的革命斗争，1932年1月，西北成立了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但由于当时西北的大环境，部队内部成分非常复杂，有些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者”，所以纪律难有保证，队伍也未明确打出红军或共产党的旗号。在“打红旗、改造部队”这个问题上，刘志丹与谢子长发生了分歧，谢子长认为部队应打出红军旗帜，“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 刘志丹则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他认为，要改造部队问题很多，应该慢慢来，现在还不宜立即打出红军旗帜。另外，打出红旗就会引起敌人马上进攻，不利于队伍的发展。

1932年春节前，谢、刘带领队伍来到正宁三嘉原进行整编。一天，一位百姓突然向谢子长、刘志丹告状，说赵二娃率队抢了永宁集市，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走了。赵二娃，即赵连璧，是刘志丹领导的第二支队队长。队委会连忙派人去查，果然发现赵二娃有严重违反纪律、强抢民财等土匪行为。于是，谢子长决定召集队委会，整顿纪律。在整顿时，赵二娃不服，欲拔枪反抗，被眼疾手快的警卫队队长白锡林一枪打死，接着二支队的枪都被收缴，除几十名队员留下外，其余都被遣散。刘志丹也被缴械软禁，直到第三天陕西省委巡视员到来后才被释放。

关于三嘉原缴枪的问题，198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对此曾做出过结论性意见：“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应该说，事件的两位主要当事人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是从革命角度出发，事后也仍以大局为重来看待和处理此事。但在当年“肃反”的大背景下，陕西省委的一些人却将之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1932 年 6 月 2 日， 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份报告认为：“刘子(志)丹部都是土匪， 在保安一带，人一百余， 枪六七十支。”接着又对刘所执行的游击战术进行指责：“逃避上山，消极退却， 不采取积极的正确的进攻策略”;投降豪绅、地主、富农，放弃土地革命”，“政治工作徒有虚名，党的威信扫地”等等。

从这一系列指责和批评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对陕北游击队一直存有“偏见”，把游击队结合实际情况而进行的游击战争看作是不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意见， 并归纳为“梢山主义”，是“逃避”等等。

带着偏见到来的中央代表

在“三嘉原事件”后，根据地在刘志丹带领下发展非常迅速。但陕西省委对其一直“很不放心”。1932年底，陕西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边，在他的指挥下，根据地损失惨重。1933年7月，杜衡在西安被捕，旋即投敌叛变。正是之后失去与省委联系的这段时间，没有了“左”倾错误的干扰，才成就了根据地的快速发展。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成立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标志着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开始。

1934年，上海临时中央局在秘密指示信中指责“红二十六军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等。并认为，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地区的工作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此后，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应该说，这两位是带着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成员的偏见，背负着“改造”、“整肃”任务而来的。“郭洪涛(时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向朱理治介绍：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的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1933年红二十六军被搞垮，不仅是杜衡的错误，也是刘志丹的责任;刘志丹、高岗恢复红二十六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马明方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贺晋年是军事冒险家、英雄主义;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西安来的都不可靠;张文华、李西萍都是右派，都是通过红二十六军和西安的关系来的等等。”1935年9月1日，上海临时中央派遣的聂洪钧抵达西北根据地永坪镇后，也听到了基本相同的说法，他回忆：“在西北工委的半个多月时间，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说法……刘志丹、 高岗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曾在陕甘边导致红二十六军全军覆灭;刘志丹当过白军旅长，张秀山是刘志丹的‘私人’等等。”

受“左”倾思想影响，对陕北领导人不信任、不了解当地实情的朱理治到陕北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些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反对和抵制，这更加深了他们对刘志丹等人的成见。8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发布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其中便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肃反”的要求。就在此时，从外地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为肃反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鄂豫皖苏区出发经过“小长征”的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习仲勋等根据地领导人对红二十五军的到来非常期待，他和刘景范等人亲往永宁山迎接。陕北群众也像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

能征善战的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应该是根据地壮大的好事，但这支部队却有着浓重的“肃反”情结，掌握肃反大权的戴季英更是“乱打乱杀，问不出口供也杀人”，甚至连当时担任副军长的徐海东也曾遭受怀疑，只是在徐海东因得到当时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沈泽民等的信任，才幸免于难。1934年又怀疑当时的军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是“第三党的首领”，郭有可能因此被杀死，幸亏当时徐海东坚决反对并且拍了桌子，才挽救了郭的命。

当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和刘志丹等欢聚胜利会师的背后，却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残酷的“肃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