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谭其骧笔下的张家驹

作为二十世纪宋史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张家驹的行事令人大有“零落成泥碾作尘”之慨。他的传记，主要有连襟李小松的《青山隐隐水迢迢——记宋史学家张家驹》（收入《广州文史资料》1988年第39期），好友程应镠的《一位为人师表的学者——张家驹同志逝世十周年》，学生李培栋的《宋史学家张家驹传》（下称《张家驹传》，与上文均收入《张家驹史学文存》）。

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为“张家驹宋史人物传记”写改版前言，在《顾颉刚日记》与《谭其骧日记》里颇见他与两位大家关系的雪泥鸿爪，便随手辑录，略加疏理，为学术史进一谈麈。

1931年，张家驹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本科毕业，当年进燕大研究院读研究生。顾颉刚自1929年起为燕大国学研究所导师研究员，次年兼任历史系教授；1931年，国学研究所停办，改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1934年起，创办并主持《禹贡》半月刊。顾颉刚在燕大的任职，到抗战军兴才告中止。他与张家驹的第一次交集就在燕大五年间。

1932年，张家驹参与周一良负责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编纂，由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印行，其时顾颉刚正是该学社的研究员，他对周一良与张家驹的关注或始于此。1935年6月22日，顾颉刚日记说：“今日决定奖学金领受学生”，所记历史系受奖者有“邝平樟、周一良、张家驹、刘选民、（候补）姚家积”。据周一良《钻石婚杂忆》说，“1935年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在哈佛燕京学社领取奖学金（年五百元），作了研究生。”顾颉刚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对决定奖学金人选或起一定影响。次月2日，他在日记里说“一良、家驹来”，两人应同以研究生身份去谒见未来导师之一的顾颉刚。但周一良当年暑假就放弃哈佛燕京的奖金与燕大的学位，转入中研院史语所陈寅恪门下；张家驹也只读了一年，即因家境变故而辍学南归。

再说谭其骧，他在1930年考入燕大研究院，两年后毕业，执教辅仁大学；1933年起，回燕大兼授“中国地理沿革”课；次年起协助顾颉刚编辑《禹贡》。其间，与张家驹也开始了第一次学术交集：

到1933年张家驹升读三年级，历史系开出这门课时，年仅22岁的谭其骧已经从研究部毕业，并已由邓之诚介绍在辅仁大学教了一年地理沿革了；因为教学效果很好，这年燕京也聘请年青的谭授课。听课的学生除张家驹外，还有侯仁之等。地理沿革课肯定引起张家驹的浓厚兴趣，不久，他就写下一篇文章：《宋代分路考》。（《张家驹传》）

这篇开创性的宋代政区沿革报告，大获谭其骧好评，1935年刊发在他协编的《禹贡》上，他建议张家驹将往返论学书札一并随文发表。查附录刊载的张家驹去函有四份，谭其骧覆函却仅录第二札。据张家驹说，是他弄丢了老师第一次覆函：

来示敬悉。关于刊印讨论函件事，生意以为甚是，刻已将来示奉上。至第一函，因房舍搬迁时曾将所有函件包裹，存于四楼之储物室，一时竟未觅得，至为抱歉。惟大意生亦能约略忆之，大概尊函所言三事。（中略）来示中大意大概若是，苟先生不嫌烦琐，或可重写一篇，刊之篇末也。

但谭其骧终于没有“重写一篇，刊之篇末”。从去函看，张家驹对仅年长三岁的谭其骧十分敬重：

来示教悉。先生所言各点，生亦大以为然，盖生所言元祐元年分路各点，所举证据均不充分，至是已大白矣。前所举列河北淮南不分路之例，亦当如先生言，乃当时人沿袭北宋早年制度已。窃以为考据之难即在于此。盖当时人记之无心，而后人反因此而凿凿有据也。

但后来两人交谊介乎师友之间，年龄接近固然有关，业余爱好相仿或许也有关系。据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谭其骧“一直钟爱昆曲”，在燕京期间追看名角演出，粉墨登场玩票，都曾留佳话。而据《张家驹传》，他“自少年时代喜爱戏剧和音乐，并曾经参与表演，燕京大学时，他就是民乐队的‘打鼓老’”。另据其好友朱延辉诗说他“粤乐灌片传，粤港享盛名”，还灌制过粤剧唱片。他们对传统戏曲的共同嗜好，保持到后来沪居时期。

张家驹对顾颉刚的态度当然更恭敬。1936年，张家驹中断学业，南归广州。时隔一年，抗战爆发，顾颉刚辗转大后方，仍关心着身居敌占区的旧日学生，1942年7月15日他曾致信张家驹（信不存）。这是他们在十二年间仍有联系的唯一记载，再晤却已在抗战胜利后。

自1946年起，顾颉刚在沪接手了大中国图书公司等多家出版事务，似乎有意凭借横跨学术与教育两界的优势，干一番出版学术书与教科书的事业，也招来了“顾老板”的绰号。次年4月17日，顾颉刚致信广州的张家驹（此信不存），可以推断，他急切希望借重这位旧学生，故在6月27日，“发张家驹电”（引文凡据《顾颉刚日记》不再另注），迫不及待招其来沪。此即《张家驹传》所说：

1947年，上海大中国图书局和亚光舆地学社联合聘请他去作编辑。张家驹没有到过上海，但是，在燕京大学教过他的老师如顾颉刚（此次聘请应是他介绍的）、郭绍虞等却都在上海。

《张家驹传》说他的“家乡情结很重”，之所以“下定决心全家来到上海，从此开始他在上海的工作生活”，看来顾颉刚的电召作用不可谓不大。

张家驹应是7月抵沪，应聘就职的。8月3日，顾颉刚回故乡苏州，“张家驹自沪来，留饭。……与家驹及高、崔二女士同观古物。……与家驹、玉华、守堃及高、崔二女士同到青年俱乐部吃茶，遇诗铭、毓芬（引按：诗铭即方诗铭，毓芬是其未婚妻，顾颉刚次日记及为他俩证婚）。十时许归。家驹言，苏、沪较广东为热，长江流域夏日真不可居”。张家驹当晚住在苏州，初来乍到，他显然不习惯当地气候。次日一早，顾颉刚“与张家驹到松鹤楼吃点”，并让他将致主管亚光地图出版金擎宇的信函带回沪上。8月14日，顾颉刚与夫人在上海，早上“到武昌路广东馆吃粥。归，张家驹夫妇来”，便“与家驹夫妇到上海酒家再进点”。张家住在四川北路，与顾颉刚其时在沪寓所看来相近，师生走动已相当亲近。其后直到1954年迁居北京，顾颉刚在日记里频繁记及张家驹，内容多与其主持的书业有关。

1949年，顾颉刚在7月28日记到：“（金）擎宇来，改家驹所作募股启。……到亚光，与擎宇同到史地学社，开会，商募股事。今日下午同会：擎宇、凌大夏、董石声、马宗尧、张家驹……总额定百亿元，书业公会摊到六千万元，大中国被摊四十五万元，亚光亦十余万元。”令人感兴趣的倒不是顾颉刚对新政权的激烈言辞，而是以大中国公司摊额测算，当时沪上类似私营书业应该不下百余家。

这年11月26日，顾颉刚召集金擎宇、张家驹、董石声、刘思源“讨论中国史地学社出图事”。考虑到随着政权的更迭，中外地图势必面临着以新代旧的市场需求，这既是不错的商机，也不失为政治表态。这次会后，张家驹主要就为1951年上海舆地学社编的《新世界地图》与次年亚光舆地学社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撰写图说。1950年8月17日，顾颉刚“看张家驹君所作世界地图说明书，略加修改”。这年8月31日，他在开具暑中所作二十件事中就列入“修改张家驹所作世界地图说明书”。

11月18日，应出版社之嘱，顾颉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之说明书即速修改……地图说明书为张家驹君作，材料甚丰富，而文字嫌噜苏晦涩，颇多应修改处。篇幅甚长，须费大工夫也”。他肯定其内容而不满其文字。至次年1月2日，顾颉刚将《分省地图》说明“全书改迄”时说：“张家驹君作地图说明二十五万言。予自归后即改，直至今日始毕，亦一巨工也。” 2月17日复云：“家驹所作两种地图说明，自十一月十八日改起，至今三个月，始得改迄，综计约四十万言，诚一大工程。然予因此，对地理智识得丰富些，亦是在工作中求进步也。”充分肯定了张家驹撰写的图说。1951年8月26日，顾颉刚接到电话，告知“张家驹与工会冲突，要予调停，因即往”。冲突细节已不得而知，但以张家驹谦谨隐忍的个性，竟与所在工会发展到冲突，也足见其严重的程度。

1951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谭其骧从浙江大学调入复旦大学，顾颉刚也受聘为复旦的兼任教授。7月22日，顾颉刚、张家驹与亚光同事凌大夏、金竹安做东宴请陈梦家夫妇、张芝联、周谷城、胡厚宣、谭其骧等，或与院系调整之际迎来送往有关，张家驹与谭其骧也开始了海上学界的新交集。

9月2日，顾颉刚到四马路会宾楼赴宴，这年他虚年五十九岁，他称“不知何人谬传予今年六十”，“诸人乃为予祝寿”。参与祝寿活动的海上学人除了张家驹，还有孙雨廷（即孙为霆，吴梅弟子）、王育伊（时为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魏建猷、赵泉澄与陈懋恒夫妇（赵、陈同为顾颉刚弟子，次子即海上早期围棋名手赵子云）、杨宽、方诗铭、洪廷彦、郦家驹、胡厚宣、谭其骧。16日，张家驹夫人前往大华医院，探望产后的顾颉刚夫人张静秋。10月27日，顾颉刚夫妇在锦江饭店为新生儿摆了五桌满月酒，回谢学界名流，有顾廷龙夫妇、潘景郑、王煦华、郭绍虞夫妇、张家驹夫妇、赵泉澄夫妇与章巽。与上月祝寿名单相比，张家驹夫妇与顾颉刚夫妇私交情份似更多些。1952年起到顾颉刚北上，张家驹夫妇每年正月都到顾家拜年，也说明了这点。1953年1月18日，顾颉刚赴亚光同事凌大夏婚宴，记及与张家驹夫妇及其子行健同席，张行健是张家独子，“文革”中在广东受迫害而死。

1954年夏，顾颉刚决定调京。7月27日晚上，沪上学人在大来饭店设宴送别。据顾颉刚日记，除了张家驹，其他学人有林举岱（时为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王国秀（曾任圣约翰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为华东师大图书馆馆长兼历史系教授）、李平心、谭其骧、章巽、陈子展、梅公毅（时为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胡厚宣、戴家祥、魏建猷（时为上海师专历史科副教授）。8月20日，顾颉刚登车北上，张家驹与谭其骧、魏建猷、胡厚宣、章巽到火车站送行。

随着顾颉刚北上，这对师生的密切交往暂告段落。1959年3月上旬，张家驹有一次北京之行。顾颉刚3月4日日记说，“历史第二所召开中古史会议，故各大学之教中古史者云集”。张家驹时为上海师院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赴京应即参加这次全国性会议的。3月6日，他与亚光旧同事凌大夏到顾家拜访老师。11日，已调入北京地图出版社的金擎宇做东，宴请顾颉刚、谭其骧、张家驹与凌大夏夫人。13日，顾颉刚往前门饭店“访季龙（即谭其骧）、筱苏（即史念海）、家驹、宽正（即杨宽）、蒙思明，并晤王树民、杨品泉、尚钺等”。次日，他再到前门饭店，“晤季龙、朱永嘉、厚宣。与张家驹、杨宽、史筱苏同到动物园游览，茗于牡丹亭。十二时半到莫斯科餐厅饭。与家驹到天文馆，看《飞向月球》。四时归”。在学者云集应接不暇的会议间隙，顾颉刚居然忙里偷闲与张家驹到天文馆同看科幻电影，让人体会到浓浓的师生温情。

顾颉刚北上后，张家驹与谭其骧同在沪上史学界。1961年，张家驹新选为上海史学会理事，谭其骧则与吴泽、杨宽同为理事会中国古代史组召集人，两人往还肯定不少。据《谭其骧前传》说，“张家驹六十年代曾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张家驹传》也说：“这对燕京当年的师生本来就是学术知己，这时谭先生邀请他参与此一工作，张家驹当然欣然应邀。他不顾自己业务多忙，每周总到复旦大学去工作一整天。”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5日，上海市社联与所属历史学会召开座谈会，谭其骧与张家驹似都应与会的。十天后，张家驹在《文汇报》发表《论海瑞的评价不宜过高》，或即据座谈发言撰成的。同年12月31日，《文汇报》再次举行座谈会，邀请文史两界知名人士讨论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谭其骧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家驹以上海师院历史系副主任的身份在邀请之列，也都作了发言。受邀与会并发言的还有周予同、周谷城、蒋星煜、刘大杰、李俊民、束世澂、杨宽、魏建猷、陈守实、李平心、朱金城等。

遗憾的是，他俩“文革”以前的学术交往，谭其骧当时未留日记，唯有《文革日记》记及他们在那个非常年代的往还痕迹。

“文革”开始不久，复旦大学历史系不仅贴谭其骧的大字报，“系内大字报涉及张家驹亦加×”，应即涉及他与张家驹的特殊关系。1967年6月7日上午复旦大草坪“开军训动员大会”，下午上海史学界斗批联络站在复旦大礼堂召开批判史学界修正主义黑线誓师大会，谭其骧日记说“此二会皆不找余等参加”。而在7月3日日记里则追记：“上午到室，始悉6月27日下午之会有魏文伯、杨永直、陈其五、沈以行（历史所负责人）、周谷城、吴泽、魏建猷、张家驹八人被揪上台。周予同因病获免。” 被斗对象里，前三人为华东局、上海市委与复旦大学“修正主义当权派”，沈以行代表上海历史研究所，周谷城与吴泽分别代表复旦大学与华东师大历史系，魏建猷与张家驹时为上海师院历史系正副主任。8月7日，上海“造反派”在静园书场批斗石西民与杭苇，上台陪斗的有周谷城、徐仑、杨宽、姚耐等。批斗会十时许结束，谭其骧“出场晤张家驹，步行至永安公司上电车”。静园书场在江宁路与南京西路口，在步行到永安公司（今华联商厦旧址）的一路上，说些什么，日记当然不能记。但同年10月22日，谭其骧却记道：

星期日。下午四川路一转，买水果、糯米，吃点心。访张家驹。欲改写大字报，仍未动笔。

尽管风涛险恶，必须改写大字报应付，但谭其骧点心照吃，知友照访，他与张家驹的师友之谊由此可见。

1968年，“文革”进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张家驹因抗战期间在中山县警察局做过半年科员，自然属于“清查”对象。这年6月27日谭其骧语焉不详地记下“了解张家驹”五字。作为对照，顾颉刚同年12月30日日记比较明确：“到所。……上海师院人来，访问张家驹事。六时毕，回室取物则已上锁。七时归。”顾颉刚有失眠症，这夜“服药三次乃眠”，是否与这次“外调”（“文革”时期指派专人到外单位调查本单位“有问题”对象）有关不得而知。

1971年元旦，谭其骧“下午三点到政协座谈学习元旦社论体会，至六点。四川路吃饭，饭后访家驹，谈至八点半归”。看来，他是特地到四川路晚饭以便访友长谈的。早在1969年4月，谭其骧奉命恢复谭图的编绘工作，其时辽夏金图初步完成，即将着手宋图编绘。张家驹谙熟两宋地理，这次夜访不知与编绘宋图是否有关。1971年4月，周恩来批示《二十四史》校点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不久，张家驹承担起《宋史》标点组的通读之责。参加《宋史》标点的除原上海师院的张家驹、程应镠与魏建猷等，还有复旦大学与原华东师大（时与上海师院等合并为上海师大）历史与中文两系的学者。张家驹因谭图编绘与《二十四史》标点与谭其骧恢复了频密的往还与合作。

1972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张家驹与原亚光同事金竹安到谭其骧寓所贺年。3月1日，谭其骧“四点半后入市找金竹安，又找家驹，同至扬州饭店吃饭”。

4月25日，谭其骧“一早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席会议，谈《地理志》标校体例，至晚六点始毕。中午偕家驹在长虹吃饭。晚在出版社吃饭”。张家驹显见也参加这次体例讨论会的，两位老友中午自个儿聚餐。

7月10日，谭其骧“八点半后开标点事学习会，以自今起中文系四人及张家驹、汤志钧来参加三校也”。

10月12日下午，谭其骧“赴市革会出席座谈会，谈学习研究方面有何打算，安排存在什么问题和困难，及学术讨论问题，出席者有郭绍虞、漆淇生、胡曲园、陈守实、周谷城、蔡尚思、杨宽、程博洪、刘佛年、吴泽、冯契、赵超构、林举岱、张家驹、曹融南十七人。吴瑞武主持，朱永嘉参加，五点三刻结束”。

10月30日，谭其骧一早“赴绍兴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席标点廿四史座谈会，以北京来赵守俨等三人，要求交流情况也。中午偕家驹、建猷在长虹吃饭”。张家驹与魏建猷作为《宋史》标点组代表参加了这次交流。

魏建猷与顾颉刚也是在燕京大学结识的，1931年至1933年他在燕大图书馆担任中日文编考部助理员。周育民的《风雨八十载：魏建猷传》说：“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顾颉刚、郭绍虞先生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魏建猷也时常向他们请教，并相互切磋，他与顾颉刚的友谊，一直保持终身。” 顾颉刚恢复《二十四史》校点“总其成”之责后，自然知道魏建猷与张家驹在《宋史》标校组。1973年夏天，他致信魏建猷：

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彼此负标点《廿四史》之责，闻兄与张家驹兄同任《宋史》工作。此书卷帙既多，牴牾必夥，应参考之文集笔记数量尤钜，想参加人数必然不少。何时可以毕工？念念。

阔别十余年后，顾颉刚依然牵挂着张家驹。这时，张家驹的通读进展如何？据程应镠先生回忆：

1973年他动了一次大手术，出院之后，在家休息，仍手不释卷地做通读工作。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因手术后的综合症，他已卧床不起了。在标志着大不幸即将到来的一片凌乱中，首先进入我眼帘的，还是他和他手中的那本书——百衲本的《宋史》。

1974年3月18日，张家驹与世长辞的“第二天，谭其骧教授赶来看他”（《张家驹传》），送他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