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位昆曲大师聚首成真 上演最“热”《牡丹亭》

13、14日两晚，大师版《牡丹亭》在京上演。杜丽娘一梦而亡似真似幻，18位昆曲大师聚首盛景成真。

18位七旬上下的“大熊猫”，最大的76岁，最小的65岁，准备数月、粉墨串折——沈世华30年没登台，张继青15年没彩唱过，侯少奎新学的《冥判》，张寄蝶自编的“癞头鼋”，张洵澎的膏药从脖子贴到大腿，王奉梅吃着止疼片上台……

7位杜丽娘、4位柳梦梅，一连两天的响排，北昆稍显局促的排练场被挤得满坑满谷，大师坐满了两排，后面则是北昆的年轻演员，如海绵般汲取养料的同时，又一对一负责着老师们的起居安全。台上简练精道，台下忙而不乱，就连每位大师鼓师、笛师的换位都经过了精心安排。

舞台上，从年少时就搭档杜柳的张洵澎和蔡正仁传承着俞（振飞）言（慧珠）的舞台风华，演着演着仿佛回到了少年时的校园，即兴跳起了国标，引来一阵喝彩。名丑刘异龙的“石道姑”信手拈来一朵花，插科打诨尽心串联，一张口的川语更是引来笑声一片，出生于武汉的他并不擅四川话，不过经过石道姑是成都人的考证，让这个人物第一次“吃”起了“红油水饺”。

一出《寻梦》，张继青、张洵澎、梁谷音都能演，但每人的回答都惊人一致，“唱什么都行”，不计较个人成全整体。让执排导演陈超印象最深的是，排练时每个人都满宫满调。按理说，他们完全有理由放点缝、偷点懒，可没有一个人这样，“我们总说继承，继承的不是剧本，而应是前辈技艺之外的艺术思想，是对艺术像生命一样的宗教感，还有不守窠臼、恬淡唱戏，而不是用激情掩盖苍白。”

张洵澎：不能给传统随意加“添加剂”

北青报：历经新中国成立前后，舞台辉煌短暂，大都境遇飘零。生活相对稳定后已经年龄偏大或是行当不齐，没有太多上台的机会，可为什么“传”字辈还能成为昆曲史上最不能被忘记的一代人？

张洵澎：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昆大班”（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传承首先要有先生。“传”字辈这代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翻身感特别强，其实我的老师朱传茗在旧社会曾经非常红，作为男旦，当年他演出，台下的太太小姐都是把戒指扔上去的。后来有一段时间生活很凄惨，直到解放后生活才安定，那时朱老师一个月挣206块，要知道那会儿二三十元就能养活一家，他的生活算是非常富裕了。可是那时的昆曲界已经行当不齐，没法演出了。上海戏校就把“传”字辈这代人请去教学，他们在40多岁的黄金年龄把艺术悉数传给了我们。

北青报：他们在教学上有什么过人之处或是独门秘籍吗？

张洵澎：昆曲不景气后，朱传茗老师一直在老梅（兰芳）先生家学戏生活，而且他的家族都精通音律，像我们俞（振飞）言（慧珠）版《牡丹亭》、《百花赠剑》、《八仙过海》、《墙头马上》等戏，都是朱老师谱的曲，一杯酒下肚，音韵就来了。而且给我们上课，朱老师都是一边吹笛一边教我们，后来我们演出，他也是来场面上的，给我们吹笛。现在我教学生，虽然不会吹笛，但曲牌都是自己念。

北青报：作为最像言慧珠大师的学生，您自己的表演风格也被戏迷称作“澎派”，您怎么看待原汁原味的传承与不越雷池的创新之间的关系？

张洵澎：当年俞言版的《牡丹亭》，我都是在言老师身边演春香，她的表演气质与开明姿态对我影响很深。也正是“传”字辈老师（姚传芗老师）的宽容，才让我有了把民族舞和芭蕾舞的元素融入昆曲，让杜丽娘舞起来的成功。现在教学生，我会要求她们必须原汁原味，不能随意加“添加剂”。所谓昆曲是百戏之祖，要让其他剧种来学什么？不是声腔，因为每个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声腔标识，而是学身段以及表演的规范。但同时也要让传统鲜活起来，既要有新意，又不能乱来。说是在教学生，其实我也在向她们学，她们演杜丽娘是本色，而我从她们身上发现了一个特质，就是“萌”，于是再演杜丽娘，我在大小姐的娇气、贵气上，还加上了“萌”。

蔡正仁：文武双全才是昆曲盛景

北青报：这次演出您担任了艺术指导，在“昆大班”您也是主心骨，您自己怎么看这个班的高成材率呢？

蔡正仁：我们班进校时的60人当时是从4000多人中选拔的，毕业时还有50人，现在还能登台的将近10人，确实在全国昆曲界也算是很有名望的一拨人。这个班成功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在全国的“传”字辈老师一共只有20位左右，但上海一地就集中了十几位，他们正处于四五十岁的黄金年纪，把救活昆曲几十年的愿望转化为全心全意教导学生上。

北青报：应该如何概括“传”字辈在昆曲史上的功绩呢？

蔡正仁：正像“传字辈”这三个字一样，他们是一个毕生贡献给昆曲传承的名副其实的整体。牺牲了自己最好的演出年纪，他们中的不少人演出并不多，主要精力在培养学生上。

北青报：18位艺术大家来自南北五大昆曲院团，包括笛师、鼓师也都是通力合作，同其他剧种相比，昆曲似乎没有什么门户之见？

蔡正仁：这主要是由现状决定的，昆曲历经600年沧桑，前200年是生长期、中200年是繁盛期，后200年是衰落期。近些年正在衰落中崛起，这个过程恰恰需要昆曲人的凝聚力。

北青报：“文（戏）重武（戏）弱”是昆曲多年的顽疾，这样的现状有必要有办法改变吗？

蔡正仁：这是昆曲在衰落期留给我们的一个沉重课题。昆曲武戏流失非常多，早年间在江南其实是有文班和武班之分的，“传”字辈老师主要是文班传下来的。严格说我们这拨人都是文班的后辈，武班在我小时还看到过零零星星的演出，现在是基本看不到了。武戏的失传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可以说现在昆曲保留下来的武戏大都是京剧留下的昆曲剧目。北昆的武戏保留得更多一些，要恢复昆曲当年文武双全的盛景是必需的，文武并重也是昆曲繁荣的重要标志。

侯少奎：《挑滑车》我演不动了，希望学生能完整拿下来

北青报：昆曲不景气时您还去拍过电视剧，有没有想过放弃或是转行？

侯少奎：我父亲会的戏有百十来出，可我会的也就不到20出。而且在自己最黄金的年纪，因为时代原因还去北京京剧团唱了十几年京剧现代戏。后来昆曲不景气的那些年，我确实有了不想干的念头，还跟陈道明演了上下本的电视剧《关公》，拍摄时，骑马开打的动作都是我自己完成的。不过后来还是对昆曲的情感要远超其他，传承昆曲武戏才是我该做的。其实京剧的武戏很多都是跟昆曲学的，比如《大闹天宫》、《夜奔》、《探庄》、《挑滑车》等等。武戏曾经是昆曲所擅长的，可现在昆曲舞台的武戏太少了，学生也少。南昆是以“三小戏”为主，也就是小生、小旦、小丑戏，北昆的特色就是武戏，最近我整理演出的《五仁义》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人演过了，《挑滑车》我最后一次演也是1995年纪念我父亲诞辰95周年时的事了，当时是和三个学生一起演的。现在自己演不动了，但希望学生能把这出戏完整拿下来。